三重困境下的中亚向何处去，答案在东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万青松、杨雯晶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周边中心科研主管；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5月18日至19日中国迎来今年首场“主场外交”——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这也是疫情缓解后我国有序恢复对外交往背景下举办的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建交30多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机制日趋完备，发展势头强劲。中国-中亚元首峰会是巩固这些良好势头、推动中国-中亚合作再上新台阶的新契机，自然也就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点。　　中亚地缘位置特殊，本就吸引世界大国聚焦。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主要大国在中亚博弈的激烈程度明显上升，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强化对中亚渗透，试图对冲中俄两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三十多年来，中亚国家当下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旧转型未完成，新发展困境已至，未来究竟将走向何处，既是其自身必须探索的问题，也是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值得关注的动向。　　国家转型与身份认同难以调和　　当前，中亚国家在推进国家“再转型”和寻求“中等强国”身份定位之间陷入两难。一方面，虽然中亚国家宣布独立已经31年，但事实上并没有找到能有效保障本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曾撰文指出，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国家在危机面前所展现的能力和效率差强人意，离高质量发展尚有距离。　　另一方面，世界变局加速演变，30年前更具吸引力的“西方模式”陷入深重危机，而当下中亚国家发展又来到一个新拐点，摆在它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能否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万青松：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是走西式路线，还是顺应区域“新潮流”？）。　　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正处在国家精英代际更替的关键时期，而且这一进程远未结束，再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使得中亚国家更加内外交困。在未能找到有效应对办法之前，大多数中亚国家执政精英只能借助“手动治理”来维系国家和政权的生存，主要通过修改宪法、提前总统大选、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例如“新哈萨克斯坦战略”“新乌兹别克斯坦战略”）等方式缓解内部政治矛盾。比如，2020年10月吉尔吉斯举行议会选举发生大规模骚乱后，宣布提前进行总统大选；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发生街头暴乱后，哈国宣布修宪并于11月提前总统大选；同年3月，土库曼斯坦提前总统选举，并完成部分权力交接；同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修宪引发暴乱，导致修宪公投被延迟到今年5月才正式举行，随后宣布提前大选。可见，中亚国家采取的化解危机的方式相似，且都面临着极高的政治风险。　　此外，在美西方势力的介入下，中亚国家的部落、宗教精英之间的矛盾也被激化，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骚乱，其背后就有西方势力挑唆极端伊斯兰教徒的身影，同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骚乱中也有美国的挑唆，进而导致中亚国家“颜色革命”风险持续增大。　　与国家“再转型”密切相关的是中亚各国身份定位问题，也困扰着各国的执政精英。内部危机下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陷入“中等强国困境”：如果选择与诸大国深度合作，可能会获得向“中等强国”过渡所需的物质支持，但必然会导致其自身部分独立自主性的丧失；而若选择依靠自身基础发展成为中等强国，机会更是渺茫。面对这一困境，中亚执政精英显然没有明确的脱困方案，如今大国博弈的“阵营化”，则进一步恶化了中亚国家发展的外部空间，使得执政精英的焦虑有增无减。　　发展与安全难以统筹　　危机与冲突交织下，中亚国家在域内国家间矛盾激化和维持“多方位”外交之间陷入两难。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随着俄罗斯与美西方在中亚的“零和博弈”不断加剧，不仅激化了地区国家之间的诸多矛盾，也激活了苏联解体后“被冻结”的国家间冲突，包括边界冲突、水资源冲突、族群间对抗。仅2022年，吉塔之间至少发生两次边境武装冲突；吉乌之间爆发一次边境冲突和一次水资源争端。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阿富汗局势有所恶化，活跃在中亚各国边境的安萨鲁拉·贾马特组织、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等恐怖组织不断进行跨境渗透、组织毒品贩运，并发动多起恐怖袭击。2022年4月，恐怖组织“ISK”向乌塔边境的清真寺发动袭击；5月，塔吉克斯坦东部边境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也遭遇恐怖分子袭击。这些内外频发的冲突与危机事件深刻影响着中亚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迫切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有限资源。　　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借俄罗斯无暇东顾，以“稳定与发展”为名，见缝插针深度介入中亚局势。2022年5月，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访问吉乌塔哈四国，以加强美国与中亚关系，推动共建互联、繁荣和安全中亚。8月，美国与中亚四国（吉乌塔哈，此外还包括蒙古国和巴基斯坦）举行名为“区域合作-22”的联合军事演习。9月，拜登政府宣布为中亚地区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11月，欧盟－中亚外长峰会上，欧盟也承诺未来四年为中亚地区提供3亿欧元拨款，用于找到“释放现有潜力和建立持久联系的途径”。2023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亚宣称再追加2500万美元援助，帮助该地区“拓展贸易路线”，降低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　　就在中国-中亚元首峰会前夕，唐纳德·卢于4月22日至27日再度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并正式启动2500万美元的中亚经济可持续发展倡议项目；美国国务院也罕见宣布派出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和国际发展署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将于5月23日至27日对中亚四国进行五天访问。　　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和金融犯罪的助理部长罗森伯格和欧盟国际制裁特使奥沙利文也访问中亚国家，要求它们停止规避反俄制裁，否则将被禁止进入西方市场。近日，欧盟宣布将于5月18日至19日举行第二届“欧盟-中亚”经济论坛。　　美欧强化中亚协调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冲中俄的影响力，通过维持碎片化且易于管控的中亚地区，试图在中俄之间建立起一堵“柏林墙”。这种通过威逼利诱迫使中亚国家选边站队的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中亚国家借助大国间战略利益分歧和竞争求得“多方位”平衡外交的空间。　　地区一体化与互联互通难以兼顾　　中亚国家在深化区域一体化与拓展域内外互联互通之间陷入两难。2018年至今，中亚五国元首每年举行峰会，致力于加速推动中亚一体化，提升中亚整体影响力。然而，因边境矛盾与冲突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以及各国在地区合作诉求上的具体侧重不同，使得一体化合作仍然停留在松散协作、效率低下、矛盾重重的局面，难以通过深化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来寻求解决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难题的灵丹妙药。　　俄罗斯专家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中亚”本身依然是相对松散的概念，并不一个完整、独立的地区地缘政治实体，显然难以构建起区域一体化联合体。　　各大国也纷纷向中亚国家推出自己的互联互通计划。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力推“南北国际运输走廊”项目，普京总统不论是在国家战略发展会议中，还是在里海峰会、东方经济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等重大国际场合，均表态加快打通“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政策努力。欧盟也提出与中亚各国发展绕过俄罗斯的“中间走廊”项目合作。2022年7月，欧洲复兴银行宣布向哈萨克斯坦铁路系统投资1亿多美元；11月欧盟与中亚举办“互联互通”会议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欧盟准备参与执行发展中亚区域运输基础设施的项目，作为“全球门户”倡议的组成部分。　　此外，日本、印度、土耳其、韩国等国也都频频向中亚提出各种不同版本的平行互联互通计划。表面上看，这些项目是为中亚国家过境贸易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但实际上各国基于不同利益考量，从不同方向将中亚国家的资源和利益进行再次撕裂，导致中亚内部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被进一步固化，地区一体化整合的前景愈发暗淡。　　迈向“全球东方”？　　在全球和欧亚变局之下，上述三重困境进一步凸显中亚国家“向何处去”的现实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政策界和舆论界讨论较多的是中亚很可能回归到19世纪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大博弈”，或是中亚也可能变成“亚洲的巴尔干”，也就是陷入历史的怪圈。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以来“全球东方”概念受到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知名俄裔国际关系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的观察，包括所有中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东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上顶住美西方压力，采取不选边站的立场：既不支持冲突任何一方，也不加入西方制裁或特别军事行动。据此，他认为不能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争夺世界统治权的角度来理解“全球东方”在俄与西方对抗中的角色。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多反映了通过互惠和对话、而不是对抗和冲突来寻求新的机会，它们也正在努力阻止这场冲突的蔓延。　　实际上，这一现实观察与瑞士洛桑大学马丁·穆勒（Martin Müller）教授早在新一轮乌克兰危机之前就提出的“全球东方”概念，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穆勒撰文批评冷战后习惯将世界划分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作为思考全球差异的公认方式之一，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忽视了那些处于南北之间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引入术语“全球东方”，并将其视为更具包容性但未定型的概念（Müller M.In Search of the Global East: Thinking Between North and South.Geopolitics.2020. Vol.25. №3. pp.734–755）。　　对中亚国家而言，如果能够抓住正在加速到来的“亚洲世纪”的历史机遇，并成为“全球东方”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中亚国家充分利用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机遇，提升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也有助于中亚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