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总制片人洪海：为何纪录片英文命名“What makes China, China-

为什么《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的名字用了“what makes China,China?(是什么造就中国)？"

将这个问题抛给洪海的时候，他思忖了一小会。作为《读懂中国》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总制片人，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一直面对着这个问题，而与他并肩的，是一支汇聚着来自全球多元文化背景的专业团队。

在那个因疫情防控全球化的停滞而逐步趋向保守、封闭与分裂的特殊时期，这支独特的纪录片团队却尝试以开放、深入而真诚的心态，梳理和探索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在六集影片的娓娓讲述中，展望人类共有的未来。深耕纪录片行业二十余年的洪海，也在这场国际性的通力合作中，理解与感悟这个时代属于纪录片的可能。

关于「读懂中国」

2021年末，洪海在广州越秀中心担任《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国际对话会议的主持。这场会议中邀请了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导演黄蔚、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全球内容副总裁魏克然，中国纪录片网负责人张延利，威望迪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帕斯卡?达瑟（Pascal Dasseux），国创会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等嘉宾。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专业领域获得建树的人物齐聚一堂，尝试拟定一条叙事脉络，选定一些表达主题，为「中国」这本厚重庞大的古籍作下一些全新的注脚。

由此，《读懂中国》项目拉开序幕。这部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牵头，联合美国Discovery Channel探索频道，策划、制作的六集大型纪录片，在三年后正式面世。“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文明中国”、“和平发展惠全球”、“理想的践行者”，在战略视角下系统梳理的这六大命题，最终解答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与DISCOVERY探索频道的首次合作

尽管在此前，洪海已经参与过众多大型国际性纪录片项目，但对他来说，这仍旧是一次崭新的尝试，这也是他第一次与领衔全球纪录片行业的Discovery Channel美国探索频道合作。

来自Discovery Channel的纪录片联合总导演魏克然是洪海的老朋友。在曾经的《时代纪录》MOOK访谈中，洪海称他为「中国纪录片的白求恩」，这位来自印度新德里的国际纪录片从业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中国打开了整个Discovery Channel类型化纪录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魏克然监制的节目长达三百多个小时，影片多达两千多部，所有的影片都与中国相关。

从千禧年初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个新时代大国的崛起，在魏克然的影像中已经连缀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也不断地尝试融入新的手段，突破类型化桎梏，贴近观众故事化叙事。在《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里，这位联合总导演更是创新性地采用双人对谈形式切入。长者与青年、东方与西方，双方鲜明并带有碰撞的文化态度与身份立场，无需开口便制造出戏剧性。虽然通篇没有一句解说词，但是当嘉宾的对谈与讲述铺陈开来，「中国」这本厚重卷帙的多义性与丰富性便跃然纸上。

「他是个很睿智的人，对中国的观察是持续、敏感的」，洪海在采访中这样评价魏克然。在合作中，他也感受到了Discovery Channel的专业态度，「Discovery非常注重故事化的叙事，而以外来者的身份讲述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更容易，视角也会更独特。」

困难几乎每一天都存在

「以前听纪录片导演李成才老师说过，做纪录片的人比较自恋，总觉得自己做的事跟这个国家有点关系，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笑）。不过做到这个项目的时候突然发现，（影片的内容）跟国家还是有点关系的」，洪海这样打趣道，而这番话语背后透露出的，实际上是《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的承担的任务和压力。

作为一部国家级纪录片，《问答中国》（读懂中国系列纪录片中文名）承担着新时代下纪录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责任，而在总制片人洪海身上，这份责任则化作了一切为确保项目质量并顺利进行的努力。「之前我们打过一个比方，出品人是董事长，制片人则是总经理，是保质保量运营整个项目的负责人」。

要想让这么一个多样化、国际性的大型纪录影视团队顺畅运转起来，绝对不是一件易事。从内容把握、团队执行、嘉宾邀请沟通，到设备运输、行程安排，洪海带领的制片团队每天都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困难「每一天都会发生」。

在三年严峻的疫情防控背景下，团队面临的考验更为巨大。摄制组因疫情受困，嘉宾临时调整更换都是家常便饭，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影片甚至需要面对结构性调整的挑战。三年疫情期间，不少影视公司停工，团队解散，给影片的合作也形成巨大的压力。

尽管遭受众多困境，《读懂中国》最终还是如期而至，对此洪海感慨良多：

「我们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正好完整地经历了疫情三年，这三年的起伏也让摄制组历经了从失望到希望，从压抑到激情，从忐忑到坚定的过程。当摄制组扛着机子去拍摄一个个故事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辜鸿铭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温良”的品行，执着的精神。疫情再难，我们反而是每拍摄一个故事，就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看到了面对如此庞大的挫折，依旧可以昂首扩胸，重新出发的力量」。

Q：纪录片的主题是“读懂中国”，在拿到主题的那一刻，你是怎么考虑的？当时有什么解题的思路吗？

洪海：“读懂中国”是一个大题目，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诚惶诚恐的，恐怕没有谁能站出来轻易地说自己可以读懂中国。这个题目应该是希望给我们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读懂”这个词，是在视野上、在结构上对影片提出的要求。在当下的时代，做一个读懂中国的切面，从几个具体的维度做一些分析，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在影片的前期策划过程中，总导演黄蔚是核心人物。黄蔚作为《大国崛起》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之一。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持续不断的围绕着“读懂中国”的命题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从六个不同的维度为影片建立了理论框架，使得后续项目的展开有了可能。

在影片的执行过程中，Discovery长期合作的制作团队新加坡IFA制作公司也非常给力，制作总监吕波、执行制片人郜妍都是经验丰富，执行力强的影视制作人，他们的加入对于保证影片质量和执行效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Q：影片中涵盖了非常多具体案例，哪一个案例让您觉得最印象深刻？

洪海：深圳前海妈湾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海这个区域，本身有大时代下特殊的历史意义在，承载着希望，也承载着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3次到前海视察，国家对前海寄予了厚望，它的发展究竟去向如何，是个举国关注的大命题。

“前海妈湾”这个案例本身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海答卷之一，它处在前海城市新中心的核心区域，毗邻港澳，获得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体现了一国两制制度的优越性，而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非常具有代表性。

Q：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洪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冰老师。徐冰老师是当代中国艺术界获得国际认可程度最高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在上海安排了他的拍摄。徐冰老师曾经创作过一个名为“天书”的作品，他的“天书”非常有意思，首先提炼出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然后用这些偏旁部首重新组成汉字，你看着这些“汉字”非常熟悉，似曾相识，但是这些汉字却没有任何意义。

徐冰老师跟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曾经把天书贴在一只火箭上，准备把它发射到太空，但是这个创意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而有关部门审批的标准是，请他必须证明“天书”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证明。通过这个过程，他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启发，“有意义的东西你好证明的，但没有意义的东西你无法证明。”

徐冰老师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中国的未来越来越开放，也会越来越需要这样徐冰老师这样的人才出现。

Q：目前纪录片采用的形式是一位年轻嘉宾与一位年长嘉宾对话的形式。我们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表现手法的作用是什么？

洪海：这个形式的提出，要感谢我们的联合总导演魏克然先生。魏克然先生是Discovery的集团副总裁，也是代表华纳集团担任影片的总监制。他在中国待了20多年，完成过3000个小时的以上的作品，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这次也非常荣幸能与他合作。

魏克然先生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在整个影像早期的时候，他就觉得这部影片其实需要一种碰撞，一条动力线索，推动整个影片的主题向前发展。对话嘉宾之所以用长者对青年，中国对外国，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比关系，让两个人的角色能够彼此有呼应，同时又有各自独立的身份。即便他们不说话，在影片当中出现的时候，已然会带给影片一些有趣的气氛。

从实际制作角度出发，坦白讲，这样的制作方式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整个影片没有任何的解说词，只是通过嘉宾的对话形成故事的框架，然后引导一个个的故事呈现。因为需要不停地在嘉宾的语言和我们的故事之间寻找连接，而且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修改和调整，这种制作方式也就使得影片耗费成本非常大。

这样的一部完整的、没有任何解说词、只是通过嘉宾的对话交流引领，推动故事发展的节目形式，它的特点就是纪实性很强，有一定的电影感，所有的事都是当下的、真实的、即时发生的。没有解说词那种上帝语言，都是客观陈述、客观的评价和客观故事表现。

Q：刚刚您提到了跟两位总导演的合作，您觉得合作的过程如何？

洪海：我非常幸运能够和黄蔚、魏克然以及IFA的制作团队，这么多优秀的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面对这样一个大命题。这么庞大的命题，对于我们是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疫情让中国的影视行业遭受重创，对我们来说也形成巨大的压力。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不仅感受着疫情的冲击，还面对过摄制组被疫情封锁，面对过嘉宾或者拍摄对象临时取消、临时调整更换，面对过影片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等挑战，等等等等。这一部影片可以说，是把我二十多年经历过的制作挑战都集于一身。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今天在它面世的这一刻，我想每一个参与过制作的人都会感到欣慰。最后还是要衷心地感谢国创会的信任和支持，在我们能够拥有的条件下，我想读懂中国六集系列纪录片《问答中国》呈现了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样子。

Q：影片英文名“What Makes China,China？”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片子或者是您个人来说，您最后得到答案了吗？

洪海：这问题很好。“What Makes China,China？”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好的问题可能未必会有一个精确的答案，或者他不可能用一个答案就概括得了。而且，通过影片的拍摄我们也发现，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中国是一个大国，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因为人口众多而变得复杂化，在其他国家当中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庞大人口基数的背景下，照搬到中国，可能就未必适用。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特色，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是有其自身非常鲜明的道理。

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在这 6集影片当中寻找到答案，但是我想我们至少提供了一些参考，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维度的视角。我希望通过我们捕捉到的故事，通过遍访世界全球而获得的独立观察人士的观点碰撞，尽可能多地发掘答案。

Q：这一次与国外的团队合作，你觉得身为中国人的背景是否对影片的制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洪海：毫无疑问，与国外团队合作，沟通成本会更高一些。我们团队来自世界各地，联合总导演也是印度人，大家各自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大家在文化共识和交流上肯定要比国内团队成本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组合，给了大家想象不到的惊喜。视角不单一，故事挖掘更独特。

有本书叫《群体的智慧》，传递的核心观点是，只要你组织了一个个体质量有保证同时又足够多元化的团队，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这个团队的输出，那么这个团队的智慧，要高于这个团队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想，《读懂中国》这部影片的团队就拥有这样的特性。

Q：作为时代纪录的创始人，你如何看待纪录片在当下所起的作用？

洪海：智利纪录片导演古兹曼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所创立的时代纪录影视公司的slogan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和遗忘对抗”，纪录片人可能都有一点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呈现的影片，希望能够对当下提供一些参考，对未来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本身并不缺土壤，不缺故事，也不缺好的创作人员，如果纪录片行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政府和市场的支持，那么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由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