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超级LP崛起

那是2021年夏天，一位半导体创始人把公司落在了深圳。 　　彼时，他们的项目还在初创阶段，准备进行首轮融资，几个合伙人在国内一二线城市中反复比较，最终决定南下深圳。提及原因，对方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深圳的早期融资环境更友好。” 　　这并非个例。过去五年，这片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迎来包括思谋科技创始人贾佳亚博士和沈小勇博士、十沣科技创始人陈十一院士、瑞莱智慧张钹院士和朱军教授、亦诺微医药CEO周国瑛教授、博升光电公司创始人常瑞华院士等一批知名创业者。“越来越多科技人才的创业第一站，选择了深圳。”这是多位风险投资人的一致感受。 　　目睹这样的变化，深圳天使母基金团队感慨良多。回想2018年前后，面对天使投资环境落后的压力，深圳市政府牵头成立第一只天使引导基金——深圳天使母基金。这是全国第一家100%投向天使期的母基金，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开创性地推出一系列行业做法，为深圳乃至全国打造了一只天使母基金样本。 　　回望过去，这是一段属于深圳，也属于中国天使投资的拓荒史。 　　五年历程 　　一部中国天使母基金简史 　　深圳天使母基金的成长故事，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天使投资发展缩影。 　　时间回到2017年，一份深圳市人大代表议案在产业界引起讨论，内容是“关于在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天使投资生态体系的建议”，该议案反映了深圳创新创业事业的一个突出短板——天使投资不够发达，相比国内发达城市有一定距离，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 　　深圳市委市政府了解到呼声后，迅速行动起来。2017年8月，在深圳市委六届第九十六次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研究制定促进天使投资发展的政策举措。自此，深圳天使母基金开始酝酿。期间，市金融、财政、国资等部门贡献良多，他们迅速展开研究与筹备工作，为深圳天使母基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个月后，深投控和深创投联手成立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且开始组建管理团队。然而彼时，国内天使投资一直是创投行业最薄弱的环节；国外的天使投资也多以个人为主，没有任何可供复制的经验。“怎么设立？怎么管理？怎么投？”一开场全是难题。 　　“那时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千头万绪，压力很大。”回想团队刚成立时的情景，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姚小雄感慨。 　　创投圈不少人依然记得那个日子——2018年3月24日，深圳天使母基金正式揭牌，当天现场国内主流早期投资机构几乎都来了，十分轰动。母基金首期规模50亿，资金全部来源于深圳市财政，100%投向早期项目。这只来自深圳的天使母基金开始登上中国创投历史舞台。 　　一开始，为了强化早期性质，“天使阶段”定义为成立时间2年内的企业。然而半年后发现，成立五年内的企业更符合科技类企业早期发展的趋势。因此，团队经过一番调研，把天使阶段定义为首两轮融资，或成立5年以内的企业，此举开创了属于中国的天使投资概念。 　　2020年是另一个里程碑时刻，深圳天使母基金规模增加至100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天使投资类政府引导基金。此后，在深圳市引导基金管委会的支持下，深圳天使母基金进一步迭代，发起设立首支直投基金“天使一号”、创立深圳独有的服务体系和生态体系……逐渐演变成为如今“子基金投资+直投+生态运营”的三大业务板块。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随着运作经验被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和国家发改委推广，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发展天使引导基金的热潮。2021年1月，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正式揭牌，常州、南通、长沙、武汉、天津、沈阳等全国各地的天使母基金、科创母基金紧随而来，“投早投小”席卷全国创投机构。悄然间，中国天使母基金从南到北大爆发。 　　走过五年时光，深圳天使母基金缔造了一个“深圳模式”。一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团队已经与80多家各类投资机构合作，包括头部机构、境外机构、产业资本、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化机构、知名天使投资人等，对已完成有效决策的子基金承诺出资超88亿元，实际出资超62亿元，子基金投出天兵科技、沐曦集成电路、荔枝与芒果、云豹智能、思谋科技等多只独角兽，带动了大批基金管理机构、全球资金和项目落地深圳。 　　再回想起五年前，姚小雄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承诺：“我们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政府引导基金。”时至今日，深圳天使母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天使投资的一面旗帜。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投资金与投服务相结合、培育机构天使与培育个人天使相结合已经成为深圳模式的显著特征。 　　从零开始 　　打造天使母基金运作机制 　　“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这是深圳天使母基金留给创投圈最深刻的印象，一如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 　　其实成立伊始，这只母基金就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沿着政府的产业意志，针对不同产业遴选专业的子基金团队，其所投资子基金按照市场化方式具体运作，实行投资决策独立自主、日常运营独立自主；创新设置回购退出、赛马出资、动态调整有效承诺出资额度等竞争机制。这一风格，给前来接触的投资机构留下深刻印象。 　　更具体而言，母基金团队坚持不干涉子基金的自主投向，但会严格落实政府对产业的调节引导。首先，根据深圳产业特点，在遴选子基金时除了考虑综合性机构外，也充分选择有行业特点的子基金，投向相关领域；其次，通过加大与CVC（产业资本）的对接，协助项目进入产业集团，创造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并购机会。 　　此外，深圳天使母基金还在收益让渡上突破局限。基于政府引导的公益性，团队明确提出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会将投资于深圳地区项目所得全部收益，让渡给子基金管理机构和其他出资人，这也成为了全国首个制定市场化让利退出政策的天使母基金。 　　同时，深圳天使母基金还通过市场化方式运营直投基金，采取“优中选优”的模式，坚持“好产业、好项目、好团队、好机构”的标准，在子基金已投项目中遴选标的，进一步扶持优质初创企业且为投资人争取财务回报。 　　如今运作五年，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李新建有一个深刻体会：光给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此前大家也意识到，早期项目风险较高，企业运作机制还不成熟，很多时候难以跨过“死亡谷”。“除了提供资金外，还需要全方位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困境。”于是，深圳天使母基金干起了保姆的活儿：做服务。 　　基于政府层面的协调优势，深圳天使母基金不仅成立了孵化空间和项目资源库，投资机构常说的上下游资源对接、创业辅导、股权结构设计、商业模式搭建，以及上市辅导、战略发展等的问题，一一被团队纳入了基金服务体系。此外，深圳天使母基金发起设立“深港澳天使投资人联盟”，落地首个创业空间旗舰项目“深圳天使荟（福田）”，牵头成立深圳市天使投资协会，成为全国最早有意识培养个人天使投资人的政府引导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母基金团队一直在风控上进行探索，五年来围绕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监督与改进等环节，建立了以风控、合规、法律、专项审计、内控为核心特征的风险控制体系。 　　“于行业而言，最难得的是关于容错机制的探索。”多位天使引导基金从业人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2020年10月，原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现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提到，“我们的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贪污等等，我们都是免责的”，给足团队和子基金安全感。 　　伴随国内政府引导基金陆续进入退出期，一个日渐迫切问题被摆上桌面：如何对子基金进行绩效考核？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了深圳天使母基金面前。 　　投资界从深圳天使母基金内部了解到，团队专门设置了子基金投后评价体系，按年度对子基金的投资成果开展评级，分出A、B、C三个等级。其中，A类为优秀，后期将会加强合作；B类和C类则将加大对基金的管理力度；考核成绩长期为C类的基金，可能要面临缩减规模、停止合作、甚至直接清算。这是国内政府引导基金行业里的首个子基金评价体系，也是团队最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手段之一。 　　当招商大潮席卷 　　放眼望去，这两年全国引导基金大爆发，百亿、千亿级产业基金层出不穷。随之而来便是一个火爆的现象——招商。而在返投机制下，政府引导基金成为招商最有力的枢纽，投资机构也意外投身到这场招商大潮里。 　　这个担子同样落在深圳天使母基金身上。只不过，当国内招商席卷的时候，他们率先跳出内卷的漩涡。 　　一方面，团队把招商的目光放到了国外。2021年7月，深圳天使母基金成立了首只境外加速器背景子基金——深创投索斯福基金，这是深圳天使母基金探索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作为国内超一线城市，深圳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思考如何把国际的技术、人才、项目、资金等引进国内。 　　疫情后，深圳天使母基金多次组织赴境外考察。其中今年4月，团队到了澳大利亚走访，当地人口仅有2000多万，但研发实力不容小觑。“像这样的国家，天然就应该跟我们合作。”考察团队认为：受限于当地市场空间，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若想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并做大做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结合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回国后，深圳天使母基金立即组织了子基金与银行赴港参与澳洲生物医药项目的专项对接。 　　海外招引成效初显。目前深圳天使母基金已经引进境外项目团队达79个；吸引境外人才近千人，在所覆盖的企业CEO学历背景中，30%为北美、欧洲、亚太等地区知名院校。 　　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更早期的项目、营造适宜初创企业成长的土壤，深圳致力于自己培育初创企业。这也给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提供了借鉴——自己培育企业，而不是花更多精力去招引二三线、甚至发展更为滞后地区的企业。以北上广深为主的超一线城市汇聚了大量资源，更有义务为全国培养好企业，正如一位大湾区创投大佬所言，“如何营造自身环境，让优秀的企业源源不断成长起来，这比卷招商更重要。” 　　眼下，招商现象愈演愈烈。对此，多位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向投资界表示，良性的城市竞争必不可少。“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区域之间的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各地的活力激发出来，城市不再“躺平”，而是想方设法给政策、给服务，整体治理水平都会提高。不过，大家也提醒，需要警惕地域竞争引发的恶性招商，尤其谨防“挖墙角式”招商。 　　其实比起招商，更难的是“守业”。如果仅靠土地资源和政策优惠争抢企业，却没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即便倾全市之力花重大代价挖到一两个好企业，也未必能够守得住。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招商中最重要角色之一，相关从业者们更需要深思当中的平衡感。 　　危机感 　　行至第五个年头，深圳天使母基金亲历国内天使引导基金行业的浮浮沉沉，也带给深圳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如同所有政府引导基金一样，深圳天使母基金也面临资金和团队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如今，深圳天使母基金100亿规模的一期基金已完成投资、二期基金已启动出资，三期还在规划。然而过去三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即便在财政相对宽裕的深圳，资金端也感受到了一定压力。 　　“在财政吃紧的时候，资金如何持续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目前行业仍在探索，政府对企业的部分补贴性支出是否可以进入创投领域，将其转化为投资性的支出，让更专业的团队来管理资金，以保证资金的持续性利用。 　　此外，不少因政府引导基金设立而新建的团队和公司，在完成基金出资后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团队该何去何从。从行业来看，深圳天使母基金也许是最早面临这一问题的团队之一。对此，团队正在探索管理模式和团队对外输出实践。 　　这几年，在深圳天使母基金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尝试设立投向天使母基金，但普遍缺乏有经验的团队运营管理。针对这一困境，异地托管不失为一个选择。如今，深圳天使母基金正在积极推动全国性天使母基金的设立，期望形成全国与省市地区联动的模式，将五年以来的探索成果输出到全国各地，充分发挥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功能，进一步影响和改善全国天使投资环境，引领天使投资行业发展。 　　这无疑又是一个开创性尝试。据悉，深圳天使母基金已经与郑州的天使引导基金达成合作意向，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外，深圳天使母基金团队已多次与海南、广东、安徽等省市的天使引导基金进行过深入接触与探讨。 　　走出深圳只是第一步。正如深圳天使母基金成立之初就立下一个愿景——“打造全球领先的天使母基金”，参与乃至引领天使投资行业国际游戏规则制订。“如何继续引领这个行业，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支团队已日趋成熟。 　　如今，短期内这支团队仍有三大使命：一是引领天使投资行业；二是培育优秀初创期企业；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在此基础上，深圳天使母基金仍在不停迭代。 　　沿着足迹，深圳天使母基金正在酝酿一只原始创新基金。用团队的话来说，要往早走，更早一些。今年2月，深圳天使母基金与南方科技大学共同设立了首支高校科转子基金“南科梧桐天使基金”，尝试由高校科技成果直接为子基金输送投资标的，探索天使基金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 　　立足天使投资行业，天使母基金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全行业普遍存在的募、投、管、退难题—— 　　募资方面，他们在考虑成立商业化母基金，将政策性资金与商业化资金有机结合，在深圳天使母基金一站式解决募资问题；投资方面，在继续完善跟投基金运作模式的同时，花大力气探索成立非逐利的原始创新基金，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在解决特别早期阶段企业融资市场失灵问题；管理与服务方面，在已有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营造初创期企业的良好成长环境，使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初创公司在深圳不断产生，持续发展壮大；退出方面，结合天使母基金特点，研究成立S基金，探索产业并购，有效解决退出难的问题。 　　泡在一线，忧患意识往往更为强烈。虽然经过五年的培育，深圳天使投资行业得到长足发展，与北京、上海一起，已经处于国内领先行列。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天使投资国际竞争中，深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要建设国际创投、风投先锋城市，天使投资还需要在政府引导下持续发力。 　　尤其最近，一些投资人坦诚反馈，受到DPI的压力，不得不将更多资金配置到Pre-IPO轮，“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生态呢？”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怀揣着这些思考，这支队伍开启中国天使投资下一段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