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

新华社原社长，我校政教系70届毕业杰出校友，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中央纪委委员，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名誉主席田聪明校友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26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让我们记下他与师大的小故事，送别前辈、学长最后一程。

田聪明与师大的二三事

田聪明出生于陕北农村，自幼家境贫寒、四处流浪，后又丧父，其坚强善良的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不平凡，正如田聪明在其散文《妈妈的心》中写道的那样：“ 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在我的心里，我的妈妈还是有所不寻常——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观念，特别是她那颗只有我能理解的心。”也是在母亲的支持下，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田聪明对“读书”的渴望从来没有改变。

他第一次接触到读书是在1949年的凛冬，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当地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村里有个‘堂院’，实际是神父办的学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着书从那里出入，当地叫做‘上书房’。”偶尔在窗外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使他燃起了对读书的向往。他不断向父母表达读书的心愿，在稍攒下些“家当”时，他如愿步入学堂。但当时的家庭条件实在有限，“读书”似乎是件不那么“有用”的事情，几经失学又复读后，是母亲的坚持 “让你念就念，反正有妈两只手”让他定了心。

在不懈努力下，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但面对“想都不敢想”的首都高等学府，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且不说父亲有病，家里生活困难，就连我去北京上学的衣服和路费也没有啊！更何况公社正在根据上级部署筹办农业中学，有意让我负责。这是个可按月拿工资的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这种时刻，母亲询问他大学年制后说了一句“你去上吧，咱再穷他5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我觉得眼前亮了，脑子里的思绪清晰了，全身有劲了，心气也足了。”

就这样，1965年他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迎接他的大学第一课是——“忆苦思甜”，或许是因为这堂课，或许是因为在师大五年的耳濡目染，他的余生都践行着这个朴素的道理。根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当时的班主任是汪馥郁老师，年级党支部书记为孟月乔老师，这两位老师对田聪明的思想引导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来到师大后，半年内就入了党。能快速入党与其对党的认识和政治上好的表现有很大关系，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情况。在校期间，他还积极担任学生会宣传工作，也是系团组织重要宣传干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大学点滴经验积累是其后续工作的宝贵财富。

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请缨，扎根内蒙古自治区基层工作，由于出色的工作，几年后他先后被选拔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并在多个岗位分担重担，这一路上，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他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以民为官”是其一向的工作准则，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任职期间，在其带领的班子几番努力下，为老百姓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给老百姓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这项惠民工程影响深远。来到新华社后，他又多次强调“说真话”、“记者的生命就是真”，良好的宣传风气才能更好地影响老百姓的思想动向。网上、报刊上报道他的消息少之又少，他甚至曾让记者撤下他的报道，在他的心里，他就是一个走在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身居要职，埋头苦干，他从没有手机，傍晚家里未接起的一个个电话见证了他的勤奋不缀；党性纯真，作风廉洁，众人散去陪伴他的一碗碗面条见证了他的赤子之心。

走出师大，他成长为社会栋梁，回到师大，他永远是那个朴实向上的师大青年。师大百年校庆之际，他顶着公务的重压回到了母校，当年的老师学生欢聚一堂，在与大家欢笑之后，他没有来学校安排座次的留学生食堂就餐，而是同当年同窗在师大主楼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吃起了盒饭，乐在其中。其实，走出师大的那一刻起，他对师大、对师大师友的关怀一刻没有停止。由于工作原因，他常在多地出差，所到一地他一定想尽办法找到当年的师大同学，小聚叙旧；他尽量避免应酬聚会，但每次师大老师同学聚会，他一定参加，还帮忙组织。

田聪明在广播电影电视部任职期间，哲学学院杨寿堪教授（田聪明在校时期的老师）曾邀请他回母校为师弟师妹们做一期“学哲学有什么用”的演讲，他爽快答应，据杨教授回忆他演讲开头便是“学哲学有没有用？有用！”，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而深刻地说明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的重要意义，这深深印刻在杨教授心中，作为老师，他无比欣慰。田聪明与师大的故事很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教诲着他，他也一步一个脚印履行着对师大的承诺。

2017年12月26日晚，他离开了。他生前交代家人后事一切从简。就让我们记下这些他与师大的小故事，送别前辈、学长最后一程。

（本文根据杨寿堪、李春秋、吴建新、韩绍祥、陈如邻和王才敏口述及田聪明《妈妈的心》一文综合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