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事件(唐福珍事件最后怎么处理的)

电影《云》 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

我看这部电影的晚上，上海的天气像极了影片里那个下雨超过1700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这部电影的整体基调在导演风格化的操控下不断地阴暗和沉重，但是却又以一个并不雷人的happy ending结尾。我不诧异，因为这是一部外表柔弱，实则刚硬如铁的电影。

导演在传递怀旧和幻灭的同时，仍然愿意给他的后辈留下一些希望，希望不过就是影片最后，Max在迟早要被强拆的无人剧院里独自表演，他高呼口号“我们要顽抗到底！”于是，在雨水和烟雾中，剧院里又重新坐满了Max 的老朋友，他们孤独地在这个类似地下室的狭窄空间里讲着黄色笑话，愤世嫉俗。

剧院的名字叫espejo，“镜子”(和那个乌拉圭愤青作家爱德华多.加莱诺的散文集同名)，这些剧院里的疯子和怪人们用镜子隔离剧院外面那个工业化的世界，镜子映射出他们自身的脆弱，可笑和激情。

全片一开始Solanas就告诉观众这是一部怀念60、70年代阿根廷“戏剧激情”的电影，但是影片的背景却是设计在了一个兼备梅内姆政府贪腐和肮脏战争时代警察暴力的技术社会，阴雨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是南半球的一颗奇异的明珠，高楼大厦处处散发出南美巴黎的妖娆和傲慢，破败的街道里，象征颓废和思乡的探戈不时想起，而探戈本身就是阿根廷一张用烂了的名片。

上了年纪的艺术家们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全片中的所有人物，汽车都在导演的剪辑下逆向运动，这些被抽象化了的“人民”（西班牙语叫“pueblo”，类似英语里的“people”，既可以泛指人群也可以做政治术语）像一群蚂蚁一样机械地逆向运动，这个神来之笔，在导演的镜头下，显得毫无违和感。

这些麻木大众，正如剧团里被招安了的Cholo所说，代表着当今的潮流，在大雨下的咖啡馆里，已经是明星的Cholo劝自己的两个老师Enrique和Max：“现在没人看戏，没人关心文化，现在的潮流是电视和足球，人们无聊了去看电视和足球。”两个老头说：“我们的国家已经累死了。”他们是这个已经垮掉的国家里最后坚持理想的人，但是国家机器不会给他们继续保留自己小小乌托邦的权力：强拆，冻结养老金，这些难题一次次找上门来，逐步瓦解了知识分子纵欲，隐逸的那个象牙塔。

镜子剧场的成员许多都是社会边缘人，比如：从巴西来阿根廷的Fulo，残疾的乐师Don Lucas， 可以为了表演当众学狗爬，到大卖场做保安的Cachito，他们并没有任何个人才华，他们只是朴素地追求自己的艺术激情，甚至只不过是在为表演型人格的Max做托。

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无望的：Fulo的明星梦碎，她为了养活女儿只能去卖身，卖身前她对自己说：“放松点”；Don Lucas 在院子里大叫着要自杀，邻居们以为他不过又在表演；Cachito在剧院关门后连坐公交车的钱都被劫匪抢光，险些丧命。

最终，导演给他钟爱的底层人投下了无尽的同情，Fulo临走前收获了阿根廷人的爱，Don Lucas的侄子用自己的电台为剧团宣传，Cachito成为唯一和Max坚守剧院的人，他们就像隐秘动物王国里的啮齿类动物，他们和猛兽比起来无比渺小，在猛兽的追杀下四处逃命，但是他们在孤独和绝境里总能一次次逢凶化吉，他们配得上一部为他们书写的史诗。

电影的叙事是跟随Max和Enrique开展的，或许在影片的前一个小时，这部电影都是在用花哨的节奏讲述一个轻浮的怀旧故事，不过，随着Max, Enrique与政府官僚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故事的重心从原先的自传式怀旧扩充到了对于整个阿根廷国家机器的批判。

Solanas作为阿根廷妇孺皆知的电影大师，名不虚传，他用拉丁人特有的鬼才拍摄了Enrique，Don Lucas第一次到国会索要养老金的桥段：抗议者和统治者各自用歌剧唱出了自己的台词，抗议者很自然地高唱起了国歌：“不让我们光荣地生，就让我们光荣地死”。

道貌岸然的法官和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之间唇枪舌剑，两者的对话用本身就带有浓重意大利口音的阿根廷西班牙语吟唱出，更加是满满的讽刺味，持左派政治立场的Solanas自然认定布宜诺斯艾利斯雄伟的玫瑰宫才是真正的闹剧剧场，小人物的命运只有靠自己去抗争。

于是我们看到了，无数退休人士涌上街头，拉着巨大的阿根廷国旗向五月广场进发的壮观镜头，Solanas精确预言了三年后现实中的阿根廷大危机，阿根廷又一次爆发了“平底锅运动”，无粮的屁民敲着空空如也的平底锅，向国家机器发起挑战。

Solanas让他的英雄在电影里羞辱了一把国家机器，全片倒数第13分钟时，强拆开始，Max身披黑色的斗篷，站在剧院的顶楼，这个一辈子在小舞台表演的演员终于站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舞台，他当仁不让，独自一个人傲视强拆队伍，大吼“谁敢碰一下剧院，我就跳楼。”

这一幕像极了2009年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只不过现实中的唐福珍即便自焚也没能捍卫自己的财产，而电影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在Max的感召下，举起石头砸向强拆队，这也许就是Solanas梦想中无数次出现的革命画面，革命就是一场最完美的戏剧，一个好演员的一声怒吼就能解决一切了。

而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能选择和大众媒体同流合污，而是应该做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对国家机器螳臂当车的堂吉诃德。

但是电影里的Max却远非完美，根本谈不上英雄，他为艺术疯狂的一生也是混乱和迷茫的一生（被女儿和情人最后同时抛弃），拍摄该片时的Solanas已经62岁了，他当然能冷静地解读Max那一代阿根廷艺术家的宿命和虚弱，这也是阿根廷民族的宿命和虚弱，阿根廷人总是要告诉世界他们是流落南美的欧洲人，他们永远不能忘记20世纪初曾经是世界第七大发达国家的成年旧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有至少90年的历史，但阿根廷在过去的90年里不断被邻国巴西，智利赶超，阿根廷的骄傲，优越感就像靡靡之音的探戈一样风骚却又不堪一击，肤浅地讲，阿根廷人就像博尔赫斯所说，是讲着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阿根廷人说的Lleismo和意大利语一样，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他们有着意大利人强烈的双重性格：自省和嗜血并存，但是移民的卑贱标签是永远撕不下的。

阿根廷的电影总有惊鸿一瞥的佳作，比如2006年的《守护者》，2010年的《谜一样的双眼》，2014年的《荒蛮故事》，这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阿根廷人精致欧式外表下内心的强烈躁动以及不堪入目的国家惨剧。

拉丁人有着特有的制造气氛和煽动情绪的天赋，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脱下衬衫，挥舞在手中，然后有节奏地呼喊口号和蹦跳，他们可以轻松说出讽刺，尖刻的名言警句，也可以被政客和一档电视节目忽悠得眼泪鼻涕一把抓。这样的民族，人人都是艺术家。

电影里的Max和Enrique一边热衷和文化部打交道，一边鄙夷和大众传媒接触，一边只能蜗居在剧院里，连付个电费都成难题。知识分子的穷酸气在这个地球尽头的民族身上无比明显，与之对比的是时而粗暴时而虚伪的国家机器。影片后段，导演比较节制地煽情，Enrique和他的太太，两个人老态龙钟地倚在长凳上，雨水继续统治者这座大城市，文人的那些饶舌根本无人倾听。

Solanas或许把他本人投影到了那个律师的角色上。这个律师的第二场戏里，平时敬畏他的儿子找到了他，反而教育起了父亲，告诉他那些争取社会正义的工作在这个没指望的国家里根本不会有意义。

儿子的话是真诚的，他即将去象征自由和纯洁的澳大利亚，父亲拥抱了儿子，但令人可喜的是，父亲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继续为剧院里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抗争。

Solanas本人是阿根廷70年代军政府独裁的流亡者，90年代时也冒险揭露过梅内姆政府的贪腐，他的名作是2004年的 “Memorial de Saqueo”，中文直译是“掠夺的纪念”，影片中系统分析了造成重创阿根廷的2001年大动荡的前因后果，总而言之，梅内姆执政的1990年代类似同一时期的中国，高速发达的经济正是建立在文化和道德崩溃的代价上。

昵称 “Pino”的Solanas敢于发表异议，但他绝不只是一个靠政治言论炒作的导演，这部《云》让人惊艳得不可思议，Solanas有着踏实的雕琢细节的功力和把握节奏的天赋，他的电影的画风不变，但在结尾和开头时带给观众的情绪冲击是截然不同的。

西班牙语的片名 “La Nube”还是定冠词，特指一朵云，英语片名译成 “Clouds”, 泛指一团云，两种翻译都值得玩味，“云”既可以指那一团笼罩所有片中人物命运的乌云，也可以暗示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一朵朵云，他们无助地被命运吹向地球的最南端。

下雨，是一个被烂俗使用的意象，就像旅游节目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说成是“Tierra Florida”(鲜花盛开的土地)，至少在Solanas的电影里，这座南美名城的鲜花早就被冰冷又污秽的雨水冲散了。

这部电影不光记录了一代阿根廷底层艺术家的幻灭，也消解了所有关于阿根廷的幻想，但这是一部杰作。

电影世界需要来自阿根廷的杰作，因为阿根廷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一片酝酿天才的土地。(“¡ Tanto tiempo tenemos una gran Argentina pelic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