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小康转债股吧)

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

事实胜于雄辩，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许多人片面以为，中国历史上以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社会风气好，其实汉唐盛世时期社会风气还不一定比元朝盛世时期社会风气更淳朴美好，更充满盛世人和气氛。

朱元璋，他本人也在《明太祖实录》里对曾经的元朝盛世羡慕不已，赞叹道：“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口中的“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体现了元朝社会秩序良好，而“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则体现了元朝国际地位高，民众生活好，社会物资财富充足的特征。 朱元璋还曾说过：“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从一个推翻元朝的人口中能说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在元朝当时人所做的元曲这种文学化的历史记录里，元朝的民众经常被比喻成“尧民”，如陈草庵的《中吕山坡羊》有云：“尧民堪讶，朱陈婚嫁，柴门斜塔葫芦架。沸池蛙，噪林鸦，牧笛声里牛羊下，茅舍竹篱三两家。民，田种多；官，差税寡。”在陈的笔下，这样的田园之乐连尧民也要惊讶，足见元代农家的富足。如一首佚名作《越调斗鹌鹑》也写到：“圣主宽仁，尧民尽喜。一统华夷，诸邦进礼。雨顺风调，时丰岁丽。元夜值，风景奇。闹穰穰的迓鼓喧天，明晃晃的金莲遍地。”又如张养浩在一首散曲《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里描写当时农村风气是：“见斜川鸡犬乐升平，绕屋桑麻翠烟生。”直接以尧民为散曲调名，可见当时的天下大治景象是如何深入人心。 而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对元初欣欣向荣盛况则有切身感受，在诗歌里反映了当时社会真实状况：“朝廷政方理，庶事和阴阳。所以频岁登，不忧旱与蝗……纵饮穷日夕，为乐殊未央。祷天祝圣人，万年长寿昌……仲春冻初解，阳气方满盈。旭日照原野，万物皆欣荣……大哉皇元化，四海无交兵……欣欣举家喜，稍慰经时勤。有客过相问，笑声闻四邻……妇人能蚕桑，家道当不穷。更望时雨足，二麦亦稍丰。酤酒田家饮，醉倒妪与翁……人生属明时，四海方太平。民无札瘥者，厚泽敷群情……”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元初朝野各地盛世人和气象描写是十分全面和细致的，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画卷。后来的明初时代人叶子奇以一本《草木子》反映了元代时代的真相，他对元朝社会的社会风气十分赞赏，作了高度评价：“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輒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不仅当时国人自豪讴歌，就连来中国的诸多外国人也屡屡赞赏，并在他们的记录里留下满纸的惊叹。元朝中国当时能吸引像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这样的外国人万里迢迢而来，不仅是因为元朝在当时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元朝时代拥有先进的经济货币制度和赈济制度，导致这些异国来客在中国城市里“乐不思蜀”，惊喜赞叹。

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又如他提及当时元朝首都汗八里（大都）的赈济十分普遍：“所有向朝廷要求食物的人，都不会被拒绝。每天都有官吏分发二万桶米、粟和稷。人民因为大汗对于贫民有这样可敬和惊人的义举，都十分爱戴他。”

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啻于马可波罗的种种评价。如伊本白图泰在从摩洛哥到达中国之后衷心评价说：“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如他在亲眼目睹元代中国的对弱势群体的良好赈济服务后如实记录：“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又如他在从杭州到大都一路走来之后写下他难以置信的感受：“这里是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和田禾——从汗沙（即杭州）至汗八里（即大都）城，为六十四日程。……一路都是田地,生产水果和蔗糖。我在世界各地从未见有如此好的地方。”

而法国教士鲁布鲁乞对元朝社会风气的回忆更为细致而真切：“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教皇使者鄂多立克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社会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元朝时代出现如此良好社会风气的个中原因何在？今人邱江宁博士曾在《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一文中指出：“元代较宋代国力远要雄厚，国家气势声威直逼唐朝，甚而过之。生在这样的时代的人们是容易生出雍容、正大且开阔的心胸与气度。”而梁归智教授则在《大哉乾元---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一文中里指出：“元朝是活泼自然的，明朝是病态戾气的，这个对比很鲜明。”

明朝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发现，元朝统治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了最为流光溢彩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