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公社(卡夫卡公社邮编)

北京远郊的废弃机床厂，如今变成了一个摄影棚，布置成计划经济时代火车站的模样。

64岁的刘震云坐在这里，谈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的情景。

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的绿皮火车。15岁的他，随着几百名新兵排着队伍往前走。

火车鸣着笛进站，在蒸汽中下来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那个黄河边的小村庄永远见不到的场景，也是他生命经历中最陌生最震撼的一幕。在这种陌生和震撼面前，他流泪了。

排长问：“小刘，你是不是想家了？”

近半个世纪后的如今，小刘变成了64岁的老人。当年的小新兵，如今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

迎接他的人，也变了。

“刘老师，欢迎来到火车站。”

一个戴着墨镜，个头不高的中年男人，笑容满面地向他伸出手。

——贾樟柯，全中国的文艺青年都熟悉的那个导演。

这是一档面对面的文化访谈类节目，由今日头条出品并独播。节目以贾樟柯的姓氏命名，就叫《贾乙丙丁》。

很多年前，贾樟柯就认识刘震云。他们互为粉丝。

刘震云看过贾樟柯的电影，从《小武》看到《三峡好人》；贾樟柯刚看过刘震云最新的一本书，《一日三秋》。

这次做节目，他手里就拿着这本书，并多次被书中的幽默打动。

《一日三秋》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讲的是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一个县城跟一个笑话的量子纠缠。

三千年前，有个叫花二娘的女人跟情人走散了。两人约好，在黄河边的延津渡口见。

她先到，在河边洗脚，边洗边说：水呀，还是你们讲信用。说来，每天就准时来了。水说，二娘，你昨天见到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今天刚到这儿。

天上飞过一行大雁，花二娘说，大雁呀，还是你们守时呀，去年走了，今年准时回来了。大雁说，二娘，我们不是去年那拨，去年那拨早死在南方了。

读过刘震云书的读者，都把这种幽默叫做“刘氏幽默”。刘震云自己却说：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他们没到延津来过；到了延津他们就知道，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

延津人日常见面，说的话都很不正经。细揣摩，都是玩笑。

张三到李四家去，李四家正在吃饭，邀请张三坐下吃饭，说的绝不是“请坐，一块吃点吧”，而是：“又是吃过来的？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

如果是外地人，便不知如何应对，场面会很尴尬。张三说的是：“吃过昨天的了，不抽差烟，不喝假酒。”坐下一块吃喝起来。

从谈生意到借钱，这类严肃的事情，延津人都在谈笑间应对。谈笑间，安邦定国。谈笑间，灰飞烟灭。三千年的日子，似乎都是这样谈笑过来的。

生于兹长于兹的刘震云，从小受的是延津潜移默化的教育。

在节目里，他用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语言，对贾樟柯解释自己的家乡：

“我在逃荒路上，快饿死了。我想起了老贾，老贾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老贾多活了三天，我值了！”

人的一生，改变命运的机会有很多次。前两次，刘震云都没有抓住。

八岁那年，他去考县豫剧团的学员，很有希望考中。他父亲是人民公社的干部，母亲在县城东街副食品门市部卖酱油。剧团拉弦子的，他叫人家六叔。

上台刚唱了两句，他就被团长轰下了台。天才呀，杀鸡一样，想学这么难听的嗓门都难。

六叔去打酱油时对他妈说：刘姐，你家孩子上台时，我尽力了。弦子的调，定得最低。他妈说：烂泥扶不上墙。

幸好那次没考上。等家家都有了电视，豫剧团就解散了。

剧团没考上，刘震云只能另寻他路。15岁那年因为他个子长得高，改了个年龄去当兵。结果五年了还是个副班长，始终没提上去，只好退伍。

第三条路是高考。这次他抓住了机会。在别人都苦读语文历史的时候他懂木桶效应，猛补数学。

结果成绩一出来，数学满分100分，其他人大多考了个位数。只有他一枝独秀，当上了1978年河南高考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这次录《贾乙丙丁》的时候，贾樟柯还能脱口而出刘震云的高考数学成绩：87分。

“对，数学的缜密，对于写作细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刘震云说。数学题哪怕你前面算得都很对，最后得数错了，那就是全都错了。

《一日三秋》里面，有好多缜密又细腻的生活描写。看似平常琐碎，细想之下，都真实得残酷。

主人公陈明亮死了母亲，父亲孤身一人去了遥远的武汉，在那边又重新成家。几十年来，他先是在延津老家寄人篱下，后来又去西安打拼，成了连锁饭店大老板，跟父亲都没怎么联系过。

忽然，他接到消息说父亲病危，做梦都想见他，就去了武汉。

在车站接他的，是继母带过来的妹妹，一个小职员。几十年没见过面，以兄妹相称俩人觉得别扭，就以对方儿女的名字相称呼，互相叫“晨曦他妈”“鸿志他爸”。

到了医院，他发现父亲根本不知道他要来；又发现妹妹吃饭时，右手用筷子夹菜，左手一直握着装钱的塑料袋。他明白了。

“晨曦他妈，从今往后，爸在医院的花销，不管住多长时间，除了该报销的，剩下的由我来付。”

“鸿志他爸，叫你来，不是这意思。”

“我在西安开饭馆，虽是小本生意，每月都有进项，这些药费，我还付得起；如果付不起，我也就不来了。”

妹妹叹口气。“鸿志他爸，喊你来，就是这意思……”

小人物的艰难与心酸，亲情与利益的算计，两个中年人对人情世故的心照不宣，都在这短短的一段里。无比残酷，又无比真实。

这是生活的浓缩，更是文学的真功夫。

在《贾乙丙丁》里，刘震云跟贾樟柯谈了很多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文学。

文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生活的认识。

“生活是汹涌澎湃，每天都在你身边。每一个人其实都不缺乏生活，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对生活背后的认识。”

“支撑文学和电影背后的，是思想的力量，是认识的能力，这是筋骨的东西。不然，后半段撑不起来。”

“文学的底色，其实是哲学。”

延津对于刘震云，就像高密对于莫言，马孔多对于马尔克斯，是他文学上永远的应许之地。

如今，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

法国颁给他“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的报纸说他是“北京的卡夫卡”，智利媒体说他“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

然而，拥有世界性声誉的他，在口头和笔下，始终有挥之不去的河南腔。

在《贾乙丙丁》里，他特意提到自己笔下，在延津卖艺的一只老猴子。

老猴子十五岁了，已是猴到中年。它脖子上套着一个铁环，铁环上拴着一根铁链子，铁链子牵在耍猴人手里。

突然，耍猴人挥起鞭子猛抽，抽得老猴子吱吱惨叫，满头满身都是血印子。

旁人看不下去了，问：“大哥，咋恁地一个劲儿打？”

刘震云对贾樟柯特意说明：“‘恁地’，这是河南话。《水浒传》里就这么说。”

耍猴人擦着头上的汗说：

“你不知道它多奸猾。每次耍把式，让它转十圈它转八圈，让它翻二十个跟头它偷着翻十五个。知道的是它奸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蒙大伙呢。这不是坏我的名声吗？我气是气在这个地方。”

听起来宛如一个笑话，却那么真实而残酷。

这就是刘震云笔下的延津。这座五十万人的县城，过了三千年浸泡在笑话里的日子。

只因为，这里自古以来就多灾多难。人们学会了用幽默来对待。

创作《一九四二》那年，刘震云回到延津，采访自己的外祖母。

“姥娘，咱们谈一谈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

“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刘震云总结：

“灾难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人就开始幽默了。你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灾难，它就是一块铁，鸡蛋在上头撞碎了。你用幽默来对待灾难，它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幽默的大海里融化了。”

贾樟柯听得不住点头。

这次对谈前，他已经三年没有拍过故事片了。

这三年，人的认识和感知加上互联网的力量，都变得开阔了很多。

用他的话说，这三年在生活中见到的、遇到的、想到的，对他的冲击很大。他会把这种冲击，反映在之后的作品里。

和刘震云对谈时，《贾乙丙丁》的拍摄地点，选在了这个打造成老式火车站的摄影棚。

在这里，他讲了五十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场面。

这是有生以来，刘震云头一次离开家乡，离开那个人和人互相熟悉的小村庄，见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他被这种陌生感震撼得哭了。

排长问：你想家了？

他无法解释熟悉和陌生的关系，只好回答说：

“排长，当兵能吃上白馍，我怎么能想家呢？”

（摘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胖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