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毒校服(上海毒校服事件小学生接受采访神回答)

文/王亚煌

河南省封丘县营养午餐事件牵动了所有家长和舆论的关注，在校长哭诉“换不动”送餐公司的背后，是送餐公司与中学的一纸20年长约，若违约须赔偿3倍投资款的恫吓让更换送餐公司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在服务行业里，20年长约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经由招标的服务，通常做法是有1年左右的考察期，其间甲方若有任何不满可以无条件取消合同。接着还会有不等的年度考核，若考核不达标，轻则按比例支付服务费，重则取消合约。可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甲方占绝对话语权的买方市场。混到封丘校长这么惨的甲方，只能说明他在招标过程中一点话语权也没有，甚至连合同条款上的具体内容都说不上话，其中的舞弊和猫腻可想而知。

但是类似的事件却也算不上罕见。例如据媒体统计，在2014至2016年里共发生了30多所学校毒跑道事件，为数众多的学生出现流鼻血、头晕、咳嗽、恶心、干呕、起红疹、胸闷、乏力等身体异常症状，不少学生血液和尿液中的毒物甚至分析检测出苯甲酸。毒校服事件更是屡禁不止，上海曾有21所中小学被查出校服不合格，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芳香胺染料。毒文具亦然，今年暑期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超五成文具检出了致癌物。

这样看来，在国内学校的采购中，不仅有毒午餐，还出现过毒跑道、毒校服，再加上毒文具和毒课本，也称得上是“五毒俱全”了。而当我们把封丘营养午餐事件纳入到这样一个大环境来看，毒午餐就变成了过去曾引发舆论关注的毒跑道、毒校服的荼毒延续，也就不意外了。

事实上，在教育系统的招标中，一直问题频出。前有“五毒”，后有“天价平板”“未经严格审查的教辅材料”。在道歉、处罚、改正过后，问题只不过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形式罢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究其原因，是教育系统采购招标的制度漏洞没有堵上。

首先是招标审核只是走过场的问题。早在毒跑道事件发生的时候，学校招标过程只是走过场，对竞标公司审核不严的问题就已经曝光。用当时记者采访相关人员时的原话来说：“现在政府招标很多都是走过场，所有参与竞标的公司只要事先提供送样检测，并由相关具备资质的检测中心出具质量安全报告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项目竞标了。”如果对竞标公司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像封丘学校中标的这种什么业务都做，又没有经验的公司早在第一轮就会被刷掉。

其次是恶意的“低价中标”情况普遍存在。有些事件中，未必招标中有暗箱操作和指定情况，出了问题的企业还确实是真实竞争中标的，但问题在于其中标策略是靠低价。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应有的思想：在教育系统的招标中，并不是越便宜越好，招标者一定要在质量和价格中选择一个平衡点，考虑到下一代的健康问题，这个平衡点适度倾向于质量，价格上贵一些也是理所应当的。

再次是中标后的转包现象依然存在。部分中标单位依靠自身资源，在中标后层层转包，从中赚取差价。特别是在学校基建中，以建筑工程立项的项目，中标单位多为建筑公司，而建筑公司中标后又会进行层层转包，将工程承包给其他公司，从中赚取差价，最终使用的产品质量根本达不到要求。

最后是在整个招标和评估过程中，缺乏学生、家长、教师群体的参与。比如频繁出现的“丑校服”“透明校服”“天价校服”等，在校服的选购上几乎完全由校方或者教育局说了算，有的地区曾发生过教育局某领导家属数十年垄断当地校服产业的腐败事件。所以我们应当探索在制度上给学生和家长更多的选择权和话语权以及监督权。例如招标会议应该邀请家长和学生代表参加，充分听取家长和学生代表的意见，杜绝隐患问题发生。项目在执行到一个时间点时，必须有实际使用者或是受益人，也就是学生和教师参与的中期评估。绝对不能搞一言堂。

说到底，荼毒学生的事件频发，教育局的思想转变是有问题的。在招标采购上，教育局应当是组织者和引导者，不是使用者，更不应该是决定者。要多倾听使用者的意见，在制度上把决定权逐步放权给学生、学校或者家委会，让财政使用变成一笔透明账，也让使用者可以直接提出诉求并与供应商进行对接。只有从根本上堵住漏洞，才能真正保护学生的健康，让毒企业远离学校采购。

（编辑：孙明胜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