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温斯顿(乔治温斯顿卡农太难了)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近日发表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和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撰写的文章，题为《维持现状不能让我们免于下一场大流行的灾难》。全文编译如下：

新冠病毒成为一种失控的病毒，并且有可能变得更加危险。有研究报告称，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估计已导致大约1700万人死亡，预计到2024年将令全球产出损失至少12.5万亿美元。它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分裂以及不平等，令卫生工作者精疲力竭，并逆转了国际社会多年来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换句话说，世界痛苦地认识到，我们没有准备好应对一种新的疾病威胁。如果不改变，这一切可能会再次发生。事实上，情况可能会更糟。

大流行病的威胁是不可避免的，但地方性流行和大流行是可以选择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就面临选择：为下一场大流行做好应对准备——还是宁愿冒险让过去两年半的灾难重演。

作为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独立小组的联席主席，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如何防止类似这次的大流行，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并报告这一领域的进展情况。我们认为，国际社会需要采取五个相互关联的行动，以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威胁再次摧毁地球。

加强初期应对

首先，各国必须努力阻止新的传染病疫情蔓延至境外。现代监控系统——如果应用迅速且透明的话——可以帮助发现并阻止它们。举例而言，尽管纽约州最近有关其废水中含有脊髓灰质炎的报道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保持透明和采取行动要比让疾病恶化，冒着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好得多。

如果任其扩散，应对一种新的疾病——甚至是像猴痘这样的现有疾病——最少会损失数十亿美元。在最坏的情况下，会损失数万亿美元、数百万人的生命以及几十年的发展进步。大流行病的威胁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发现并报告疫情的国家应该受到称赞——而不是受到惩罚，比如去年当南非和邻国报告了新的奥密克戎变种时，它们被施加了不合理的旅行禁令。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迅速向世界发出国际关注的健康威胁警报。当该组织宣布猴痘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各国应该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立即帮助调查新的疾病疫情，不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也不管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强化世卫作用

其次，必须加强世界卫生组织，令其能够在全球卫生事务上发挥指导和协调机构的作用。该组织继续需要更可持续的核心资金。此外，会员国必须根据其建议采取行动，协调应对健康威胁，而不是纯粹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采取行动。

我们的小组提出了加强世界卫生组织能力和独立性的建议。包括把总干事在内的最高级工作人员任期限制为单届7年；更加重视其各国办事处的高质量技术支持等。

到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在做出改变方面进展缓慢。他们同意改革对该组织的资助方式，以支持其完整性和效率。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还需要更大的权威。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只有国际卫生条例，该条例大致规定了各国应当如何以及何时报告疾病暴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可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国际卫生条例阻碍了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的速度，目前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的工作正在进行中——理想情况是制定更精确的报告时间表，明确各国有责任迅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询问作出反应，并授权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采取行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规定，目前正在考虑的一项“大流行条约”可能有助于提供更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大流行威胁所需的一些东西——包括共享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的明确协议，以便所有国家公平受益。新冠肺炎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当前的市场力量允许最富有的国家以最高的价格首先购买呼吸机、防护口罩以及疫苗等救生用品，令较贫穷的国家排在队列的后面。

但如果不包括执行机制，那么大部分全球条约都不会产生结果。在这方面，积极的激励措施很重要——例如奖励报告疫情的国家，立即为其提供应对资金和技术帮助。当各国未能为了共同利益采取行动时，也需要采取制裁等惩罚措施。各国已经为条约的基本大纲提供了意见，而执行部分还有待详细制定。草案的初稿将于12月得到讨论。

总的来说，我们担心在这个条约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而这个条约可能不会兑现。我们还对目前计划的谈判和协议的速度感到担忧，该协议至少要到2025年才会生效。而且一项条约具有特定的功能，无法修正整个大流行防范和应对国际体系。

确保财政支持

第三条行动路线是财政准备。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估计，全球每年大约需要300亿美元，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发现和应对疾病暴发。预计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将来自国家预算——另外还必须提供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

世界银行6月批准的新大流行基金就是为了解决这一资金短缺问题。设立这一基金是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独立小组的建议之一。该基金有可能成为现代治理的先锋，特别是以新的方式筹集和分配资金，以承担全球卫生安全这一共同利益的成本。

我们倡导全球公共投资模式，各国根据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准备状况以及国家财政状况，向基金提供资金并获得所需资金。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准备向该基金捐款。但我们也警告说，这些资金不应来自或取代各国的传统援助预算。

这一仍在发展中的大流行基金还需要建立一种治理模式，把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以及民间社会的成员纳入进来。坚持过时的“慈善捐赠人-受益人”模式将错失转变融资模式的机会。

用于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的新资金不必仅来自于这一新的大流行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可以改进其提供反应资金的方式。

关注低收入国家

第四，所有国家都必须能够获得阻止疾病暴发的手段。在向低收入国家人民提供新冠疫苗方面存在致命的滞后，这不仅导致本可避免的死亡，还会导致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和变异。

在这一点上，慈善也不是解决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慈善没有发挥作用，因为疫苗供应——由市场力量决定——几乎没有惠及低收入国家。这对下一场疾病威胁也不会发挥作用。

获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计划——2020年4月启动的一个项目，旨在加快新冠肺炎检测、治疗和疫苗的全球分发——目前正在评估中。这一进程必须产生建议，并由此创建一个端到端平台，确保开发适当的公共卫生手段，并在需要的地方提供这些手段。

举例而言，虽然mRNA疫苗已经是一项具有巨大价值的科学成就，但它们需要通过超低温链运输，意味着将它们运送至低收入国家的工作既昂贵又困难。像疫苗这样的医学对策应该服务于阻止传播和防止死亡的目标，而不是成为少数疫苗制造商的盈利工具，特别是在公共资金帮助其奠定了成功基础的情况下。

借助政治领导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方面严重缺乏持久的全球政治领导力。没有它，其他四个必要的改革要素可能会失败——并为新的大流行病灾难敞开大门。防范和遏制下一个卫生威胁需要各国总统和总理发挥领导作用——他们有能力动员整个政府和整个社会作出反应、进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问责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提议由自己成为大流行应对架构的中心，但我们持不同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具备在应对大流行病威胁方面发挥重要协调作用的能力，但这些威胁太大且太广泛，不能仅靠卫生部门来应对。

几乎每个社会和经济部门都受到了大流行病的影响，几乎每个部门都必须为“阻止新的卫生威胁成为社会、经济和卫生灾难”的计划作出贡献。因此，协调远远超出一个单一的全球卫生组织所能提供的范围。这涉及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埃博拉危机暴发后，曾进行过一次评估，现在我们共同负责的这个小组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领导级别的卫生威胁委员会，以促进各国和各主要机构之间的协调和问责。这样一个委员会将令全球大流行病防备和应对架构具有凝聚力和监督作用。

关于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形式仍有很多讨论——举例而言，它是否可以是联合国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或者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成立一个紧急委员会来应对紧急情况的想法是否会获得支持。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改革后的全球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架构的必要组成部分。

世界不可能回到新冠疫情之初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但国际社会现在可以采取行动，以确保新冠肺炎的历程永远不会重演。 如果我们满足于一个不够雄心勃勃和团结一致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其后果可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正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引用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话所说的那样：“不学习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错误。”（编译/殷夏）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