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依然顶流

又一次来华的比尔·盖茨，是中国的老熟人。　　他是中国人听说最早的“世界首富”，是微软的象征。过去30年，他来了18次，以及数不过来的视频亮相。就在半个月前，他还在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论坛的云视频里，把疫情、粮食危机和世界经济聊了个遍。　　他并不藏在幕后，有微博账号，有微信公众号；发书单、发日常、公布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作业”，以及不忘自己IT大佬的身份，下场点评新事物——Chat GPT是他见过的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　　但这次访华，他还是有新的收获。　　“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这句来自最高领导人的评价，以及“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的表述，足以传达出盖茨的非同凡响。　　　　这也让人想起了，两个大国曾经通过商界力量推动，走向“蜜月期”的岁月。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中国市场经济骤然提速。两年后，央行完成汇率并轨改革，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值了33%，从1:5.76，变成了1:8.61。　　贬值让中国商品变得更便宜，外贸市场因此打开。逆差立刻扭了过来——贬值当年就实现了53.9亿美元的顺差。　　更富购买力的美元，也有了更强的投资意愿。这一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到337亿美元，同比上升22.5%，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前所未有的22.75%。　　中国出口猛增，美国在华猛投，这样的结果，其实来自两个市场的相互需求。　　在整个80年代，美国商界的日子都不好过，和日本在汽车、电子、能源领域的积极竞争，大部分以失败收场。即便靠“广场协议”挤破日本泡沫后，强势的日企仍在咄咄逼人——英特尔管理层被打得心生退意，甚至认真讨论过“如何体面地破产”。　　而改革开放的中国，却以几乎未经开垦的庞大市场，显示出对资本和技术的巨大吸引力。这让许多美国企业家相信，必须要来这里铺路，即便暂时颗粒无收，仍然坚信中国会带来丰厚回报。　　正是基于这种坚信，1994年，为了推动即将发布的Windows 95在中国落地，比尔·盖茨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　　39岁、已是世界首富的盖茨不仅见到了王选、求伯君、王志东这批老中关村创业者，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1995年8月，Windows 95让世界各大城市的街头排起了长队，而在中国，发布会直接被安排在了紫禁城里。　　在那个时代，微软是当之无愧的C位，盖茨则是美国企业家中的顶流。1995年，杭州英语教师马云奔赴美国，在西雅图几次求见盖茨，参观微软后大受震撼，回国后立刻辞去教职，创办了“中国黄页”。　　而盖茨也很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名声与热度，从1994年到1999年，他先后6次访问中国，结识中国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在高校做演讲，同中国最早一批的互联网人才交流。　　1998年盖茨的清华演讲，每班只有2个名额，计算机二班的王小川和周枫幸运中选。在20多年后，王小川还记得微软的四色旗，以及打在报告厅天花板上的转动图像，和世界最顶尖人物近距离连接的兴奋感，让他们当即决定做一番大事业——前者做出了搜狗，后者成了网易有道的创始人。　　深受感触的远远不止他们。　　作为中国最具国民认知度的外国企业家，很多人都背得下盖茨的传奇故事——退学、创业，而后首富。　　它甚至引领出一股思辨风潮：不读大学，是否也能成功。　　在河北石家庄，高中生李想和母亲争论后达成了协议，只通过会考，但不上大学。他将精力放在了一家名叫泡泡网的网站上，在挺过互联网泡沫期后，他先转型做了汽车之家，最后是为人熟知的理想汽车。　　作为高科技企业的典型代表，盖茨和微软的影响力，也深深渗透到了科技领域。这当中重要一步，就是在中国设立一个科研机构。　　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的集体著作《微软的梦工场》中，比尔·盖茨在序言中提到，“1997 年我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们1998 年在北京成立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这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在中国IT行业尚处早期的年代，微软亚研院的出现，无异于提供了一个科研人才接触前沿课题、前沿技术的窗口。　　在当时，微软亚研院成为了清北学生假期实习的首选，今天中国科技圈的许多中流砥柱技术高管都有亚研院的经历——百度前总裁张亚勤，阿里云的缔造者王坚，小米合伙人林斌，金山CEO张洪江、百度CTO王海峰、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印奇……　　软银的孙正义有个时光机器理论：发达国家发生的故事，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复制一遍。　　但在中国，想要复制微软的努力，并不成功。　　早在盖茨初次访华时，央视曾经举行了一场对话。作为中关村最有声望的创业者、金山网络CEO求伯君，他做出来的WPS已经积累了2000万用户。求伯君因此坐在演播室里，大谈WPS将如何与微软抗争。　　但求伯君显然没有意识到软件行业“赢者通吃”的铁律，他答应了与微软的合作，开放WPS的外部兼容。二者的合作，变成了金山向微软输送用户，失去自己的市场份额。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新千年之后，盖茨依旧是世界首富，但垄断指控，却成为罩在微软头顶的阴霾。　　2000年初，在反垄断诉讼和分拆微软的压力下，年仅44岁的盖茨被迫辞去了微软CEO职位，退出了微软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将CEO的职位交给好友鲍尔默。随后，正当壮年的盖茨和妻子在同年创建了盖茨夫妇基金会，开始将自己的精力和资源逐渐转移到教育、健康、贫困等全球慈善公益事业上。　　而在中国，微软的光环也正在随着民族热情的高涨而褪去。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干了一件大事：在办公系统采购中，采购国产软件红旗Linux，把微软踢出了局。而后微软高管与中国科学家发生的争辩，更是恶化了国人对于这家公司的感受。　　这种感受，甚至在几年后仍在发挥影响。　　2007年，盖茨在北大演讲，有人冲进会场，高举标语，喊着“反对暴利，反对垄断，要求微软开放源代码”。在美国，情况相似，他曾经在某次会议入场时被抗议者的蛋糕击中，只好以蛋糕不太好吃的幽默说辞化解尴尬。　　垄断指控并不是盖茨在当时遭遇的最大挑战。那一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乔布斯从牛仔裤兜里拿出的手机，拉开传统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徙的序幕。　　iPhone的每一次迭代，都会带来供应链企业、开发者团队、和用户的一轮骚动，苹果自此开始走出昂扬向上的成长曲线。而昔日IT霸主微软，却在移动互联网门前徘徊不前。　　曾寄希望以超70亿美元收购的诺基亚，帮助微软实现与iOS和Android三足鼎立愿望，得到了结果确实诺基亚成为手机销量中的“others”。　　这也成为了盖茨逐渐淡出微软的开始，从2008年起，盖茨在微软又退一步，他辞去首席软件架构师的职位，退出了管理层，不再全职为微软工作。6年之后，纳德拉成为新任微软CEO，盖茨再退一步，辞去微软董事长职位，只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彻底把微软大权交给了纳德拉。　　他甚至推出减持计划，按照减持节奏，到2018年，盖茨将不再持股微软。不过，这件事情最终没有发生，他依旧持股微软，以不足2%的持股比例，维系着他与微软之间的关系。　　对于错失移动互联时代，盖茨曾经做出过自我总结：个人经历当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能让 Android 诞生在微软手中。　　在讲究赢家通吃的软件行业里，市场空间只允许存在一种非iOS操作系统，无论是塞班系统，还是继续开发Windows Mobile，在市场趋势面前都显得多余。　　而在微软彷徨之际，中国手机品牌却在移动时代崛起，华为、小米、OPPO、vivo等品牌，都成为了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重量级选手。　　更重要的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朝圣对象，也从微软身上移开，FAAMG（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才是更让人悸动的楷模。　　科技产业的竞争永远停不下来，但比尔·盖茨却换了赛道，身份换成了慈善家，并且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顶级影响力。　　作为企业家，比尔·盖茨有一个深刻的公益信念——“如果社会问题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解决，那就一定要用市场化的方案来解决它们。”　　在盖茨基金会旗下的战略投资基金，以及独立的清洁科技投资和孵化平台“能源突破”（Breakthrough Energy，BE）和全球医疗投资基金（Global Health Investment Fund，GHIF）等其他主体进行影响力投资。　　而成立基金，就是市场化的运作手段之一。与盖茨基金会相关的清洁科技投资和孵化平台“能源突破”，主要资金来源为盖茨的30余位全球知名富翁朋友们，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潘石屹夫妇等。而全球医疗投资基金，则有摩根、葛兰素史克等公司在内，共同探索疫苗开发。　　能形成如此号召力，背后最大的支撑，就是盖茨在政商两届的巨大影响力。　　而走在慈善之路上的盖茨，也开始用新的方式，吸引公众关注，甚至有些“重口味”。　　他曾对着镜头，喝下一杯由人类的粪便净化而来的水。镜头显示，盖茨一开始显得有些犹豫，但喝了一口后便露出笑容，说水的味道和瓶装水的味道一样好。　　他曾经很兴奋地来到中国北京参加“新世代厕所博览会”，观看展出的高科技厕所。在他看来，重新发明厕所，用技术解决卫生问题，可以解决落后地区的疟疾问题。　　有科学家告诉盖茨，为了避免气候持续变暖而导致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必须在 205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百分之八十，这需要人们研发出新的低成本的清洁能源。　　盖茨记住了这个时间节点，在他出版的新书《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希望向各国政府和民众证明：世界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零碳目标，阻止人类滑向灾难。　　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风格自成一派，并不太在意硅谷的投资热点，而是偏向押注能解决减碳问题，按照碳排放的重点行业的排序，逐个行业寻找可以减少碳排放的生产方式。　　对于建筑、钢铁、塑料这些碳排放大户行业。盖茨基金会热衷寻找新的生产工艺。比如他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采用了一种新技术：对二氧化碳进行回收，把这些二氧化碳重新注入尚未使用的水泥。　　旗下的BE Ventures曾出资 1200 万美元，投给一家名为 Rumin8 的初创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宣称将研发一种新型牲畜饲料添加剂，可以减少牛放屁和打嗝气体中的甲烷——这是五大温室气体之一。　　他的团队甚至不放弃一些听起来很奇葩的可能性。一次会议上，一位员工当着盖茨的面建议——为每头牛的屁股上装个点火装置，每次放屁时就自动把它烧掉，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　　几年前，盖茨曾提出过75岁的人生目标：到2030年，全球可以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个人健康层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气候的变化。　　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巨大的挑战。盖茨曾批评大部分创新是资本主义创新。产品和服务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市场有需求，但帮助全球贫困人口这件事并没有市场。　　这也意味着，他要需要寻找、借助那些在意市场回报之外的合作力量。　　此轮访问中国，盖茨唯一的公开日程是在GHDDI发表演讲，那是盖茨基金会在2016年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共同设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在演讲中，盖茨描述了一个现状：中低收入国家承担了全球90%的传染病，但全球药物研发支出中只有10%针对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主要疾病。这是全球健康不平等状况的体现之一。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传染病影响的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人数虽多，却算不上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因此缺少资本愿意为它投入。　　公开活动中，盖茨基金会宣布向GHDDI捐款5000万美金，用于治疗结核病、疟疾等严重影响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传染性疾病。　　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作：“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对于比尔·盖茨而言，资金的确不是问题，但相比世界首富、创业偶像、科技巨子、垄断巨头这些顶流标签，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熟悉他的中国人，恐怕都更喜欢他的新身份，新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