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熟悉又陌生的荀子，梁启超的评价为何这么高？

谈到儒家，必言孔孟，而梁启超对荀子评价极高。梁启超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

荀子在先秦诸子中为何如此重要？与孔孟相比，荀子思想有哪些独特之处？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孔定芳。

道中华：谈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孔孟，为什么荀子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没有孟子高？

孔定芳：孔孟并称并广泛深入人心其实是宋代以来的事情。宋代以前，更多是荀孟并称。

战国时期，荀子影响大于孟子。孟子叙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在战国大争之世不被认可，甚至司马迁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的、空谈的大道理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相比之下，荀子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

秦朝时期，奉行韩非、李斯思想主张，故荀学在秦朝受到尊奉。汉代，荀子愈益尊显。清儒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说：“荀子能传《周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荀子仍备受褒扬，荀孟并称，而且排在孟子之前。初唐卢照邻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中唐时期宰相权德舆说：“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云：“无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诗僧皎然诗云：“通隐嘉黄绮，高儒重荀孟。”荀子晚于孟子，排序却在孟子之前，足见荀子在战国汉唐时期的影响力。

韩愈为对抗佛教，作《原道》以建构儒学“道统”，把周公、孔子和孟子视为正宗，以荀学“大醇而小疵”为由，将荀子斥于儒学道统之外。可以看出，在唐代尊荀的文化背景下，韩愈对荀子整体还是肯定的，只是“小疵”而已。

宋明程朱理学掀起孟子升格运动，荀子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斥为儒学异端。宋儒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说“荀卿则全是申韩(申不害、韩非)”。不过，即使如此，宋代由于理学尚未独尊，荀子仍从祀孔庙，被封兰陵伯。但到了明代，嘉靖九年孔庙改制，荀子便被逐出孔庙。

可以说，荀子地位的沉浮升降，透显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衍变轨迹。

道中华：这么说来，宋代以前，荀子长期受到思想界和社会的尊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孔定芳：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但诸侯兼并，天下一统之势日趋明朗，荀子顺应天下归一的民心所向，肩负起回答大一统时代课题的历史重任，融百家之学，采诸家之长，进行大一统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其思想体系蕴含着“天下一统，海内臣服”的疆域一统，“息邪辟之说”的思想文化一统，以及“齐一天下”的制度一统等内容。

此后，荀子的大一统思想为其弟子韩非、李斯所继承。其弟子所规划的“秦制”，成为历代王朝沿袭的治道。所以毛泽东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荀子传承经典。荀子整理传承了《诗经》《尚书》《礼》《乐》《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开启后来的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重要人物。经学史专家周予同说“在传经事业上，荀子高于孟子”，诚为征实之论。

荀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回应重建价值信仰的呼唤，在孔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富于现实关怀的礼学思想体系。相较而言，孟子从内圣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虽有崇高的价值关怀，但缺乏实践操作性。而荀子的礼学思想，既能够从时代要求出发为国家进行政治安排，又能够在礼乐传统文化中保持儒学价值。

事实上，荀子的礼学思想超越了孟子偏于内心用力的局限，把礼学发展成为礼义制度和规范，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礼学体系，从而为儒家礼学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找到了切实的途径。

道中华：在思想层面，荀子思想体现了哪些中华智慧？

孔定芳：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突出的方面：

一是被误解的“性恶论”。孟子和荀子对“性”界定不一样。孟子提倡“人性本善”而扩充之，人人可为尧舜。荀子发现了人性的缺陷，主张以仁义法正，化性为善。“涂之人可以为禹”，意思是说路上行走的人可以成为大禹，即普通人也能成为大禹。这两种思想犹如儒家两翼，实质上殊途同归，共同构筑起儒家内圣外王之学。

荀子由性恶论而推导出“义利两有”的主张，既蕴含了对战国风气的补偏救弊，亦避免落入陈词过高的空泛道德说教，进而通过礼义秩序的构建将道德的维系与利欲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建设社会道德，也要以人性人情为考量，并以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机制来全方位展开。

二是隆礼重法。荀子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注重人为努力。孔子的中心思想为“仁”，孟子的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之后标举“礼”“法”。

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将“法”的刚性约束，与“礼”代表的公序良俗的柔性教化相结合，从而使人格得到提升。

在治国方略上，当时的儒、法各执一端且互有偏失。法家是现实主义，强调他律而忽略自律，所以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儒家则是理想主义，强调自律而轻视他律，所以主张以礼治国，“德主刑辅”。荀子敏锐地洞察到二者的偏狭，提出礼法并重的思想，在《荀子》的《成相》《王制》《大略》《君道》等篇中均有论述。

如《成相》说：“治之经，礼与刑……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君道》说：“隆礼重法，国则有常。”荀子认为，作为治国之方，礼与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化用在今天，就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既注重法律的规范惩戒，也注重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

三是劝学修身。荀子重学，故以《劝学》为首篇。在知识来源上，荀子认为“学而知之”；在知行关系上，认为“行高于知”。与孟子“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不同，荀子强调后天学习对于人性教育改造的作用。

荀子认为，致力修学，就成为真正的人；放弃修学，会堕入禽兽之列。孔子把“信”视为维系上下等级和朋友关系的一种道德，而荀子将“信”当作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公德，所以荀子认为“信”是“仁人之质”“政事之本”“治国之术”。

四是“天人相分”。天人观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荀子在《天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等主要观点。

荀子天人观的逻辑起点是天道自然。他指出：“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此基础上，荀子进而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区分“天职”与“人职”，要人们懂得天道自然，人道有为，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从而“不与天争职”，在知其所不为的前提下去“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论天”实际是为了“论人”，极力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还有一个论断是“人最为天下贵”，进而提出“明分使群”(明确分工和等级，使社会协同为一个整体)与“群居和一”(和谐相处、协调一致)的社会观、“民富国强”和“以政裕民”的经济观以及“以礼导欲”而非“去欲寡欲”的育民观。

受访者简介：

孔定芳，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