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隐蔽战线五次助党中央脱离险境)

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我们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日益引起党史界、学界的关注。不少隐蔽战线的亲历者及其后人开始撰写一批高质量、颇有影响力的回忆录。根据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看到，在党的历史上隐蔽战线曾五次帮助党中央脱离险境。

及时传递叛变情报

战线历史上，“龙潭三杰”可谓战功赫赫。“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深入龙潭虎穴，为中共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钱壮飞，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早年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结识周恩来，并受周恩来领导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

1931年4月24日，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我党核心机密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等人抓到顾顺章后，第二天就给徐恩曾、陈立夫连发电报。这天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人值班。他收到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字样，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他的警觉。他迅速用先前偷摄的特级密码本破译了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截获这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后，钱壮飞连夜派女婿刘杞夫（中共地下党员）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继而找到陈赓、周恩来。最终，抢在敌人动手前采取紧急措施，斩断了顾顺章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当时中共代表团公开使用的“大电台”

破除“铁桶计划”威胁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消灭中央红军。

莫雄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将领，曾与宋子文交好，在上海担任税警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在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等的影响、教育下，思想日趋进步。1934年，莫雄出任江西省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聘请在上海共过事的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共产党人到德安行政督察专署分任主任秘书、主任参谋、情报参谋等职。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以地方长官身份与会。这个“铁桶计划”铁到什么程度呢？莫雄回忆：“这是我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此次会议极其重要，光发至每个人手中的资料就有一两公斤之重，包括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依据蒋介石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与会者名单编号。莫雄拿到资料后，冒着危险，当晚即下山把这个绝密计划交给刘哑佛、项与年，在场诸人无不震惊。

在此危急关头，莫雄展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担当，他拍板将最主要的情报由薄砂纸密写抄录，并由项与年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的要点。同时，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项与年将整套计划密写后，亲自送往中央苏区。

瓦解“闪击延安”计划

1949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罗青长、熊向晖时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

熊向晖何许人？1919年4月，他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的一个官宦家庭，17岁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12月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共，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1937年，在组织的建议下，熊向晖隐蔽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因其出色的文化素养和世家子弟风范，博得了胡宗南的赏识，并被其视为心腹爱将来培养。董必武、周恩来凭着敏锐的斗争直觉预感到此乃“天赐良机”，便安排熊向晖以一枚“闲棋冷子”的姿态开始卧底生涯。

临行前，董必武告诫熊向晖：“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由此十余年，熊向晖按照“对党忠诚、对敌狡猾”的方针，深藏不露地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为党中央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中共代表团自制的机要小电台

又一次保卫党中央

1947年，胡宗南再次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准备攻打延安，试图对中共领导人一网打尽。他邀请“心腹”熊向晖共谋大业。熊向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任务，却暗中将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秘密呈交毛泽东、周恩来。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举行军官任命仪式，任命熊向晖为机要秘书，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同时，通过连日侦测，熊向晖部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熊向晖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深知这次较之1943年更为凶险，关系中央安危，但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

在此危急关头，熊向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请他勿拆附信，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

由于有了这份情报，党中央迅速作出多方准备，所有电台和无线电停止工作3天并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胡宗南。同时，我军在延北地区全歼胡宗南的精锐部队3个旅，所有旅长被俘，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再次破产。

事后，毛泽东对西安隐蔽战线给予高度评价：“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的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勇破“穿心战术”

抗日战争时期，刘光国曾经在北平日伪政府当办事员。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刘光国有了朴素的革命理想，一心想参加革命。但党组织要求他回日伪政府去，具体任务是策反伪军、保护敌伪机关的档案。从此，刘光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隐蔽战线工作。

1945年，刘光国奉命打入国民党孙连仲部队执行潜伏任务。他多次获取敌人的绝密文件、电报等，提供给党中央。不断发生的“泄密事件”，使敌人察觉到“共产党就在身边”，发誓“一定要把潜伏的共谍挖出来”。于是，接连两次在内部展开“大清查”“大搜捕”，但刘光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1948年秋，蒋介石飞往北平，与傅作义策划对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实行偷袭。他们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和部队进攻路线。国民党内部将这次行动代号称为“穿心战术”。这份绝密情报被潜伏在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获悉。此时，离国民党行动只有3天。

刘光国记下作战计划后，与接头上司甘陵联系；甘陵当即派出秘密交通员刘之骥背熟情报要点，向聂荣臻司令员作了汇报。10月2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根据所获情报认真分析敌我形势：从北平到石家庄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保定以北铁路线基本为敌控制，保定至石家庄只有150多公里，如果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2日、最多3日即可抵达石家庄；我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4日。这也就是说，我方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间，抗阻敌军3日以上并等待主力部队赶到。

形势异常险峻，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种局势，中共领导确定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台前幕后紧密配合，斗智斗勇，以假乱真，虚实并举”的反偷袭方案。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刊发三篇雄文，把敌人偷袭计划向全国广播。同时，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在望都、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

10月30日晚，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离石家庄100多公里。华野三纵星夜兼程，于10月31日凌晨赶到沙河，从正面挡住敌军。至此，情况全面转危为安。军事打击和政治威慑使傅作义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遂下令退兵。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隐蔽战线就以保护者姿态隐身于正面战场之后。这里有太多的无名英雄，少数被时代铭记，多数“无名无功”。对人性而言，是一种炼狱；对党性而言，是一种考验。而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来源：2019年9月3日《解放日报》，作者：郝铁川，本文有删节，图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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