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美集团(西索欧洲评论|德国正在联美制华?它没理由开辟“第二战场”)
来源:峰值财经 发布时间:2023-04-25 浏览量:次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26篇。德国政府内部目前正在起草不少于三份重要政府文件,“中国”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德国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地缘政治剧变中走向联美制华吗?
德国近期罕见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核心位置。今年2月的最后一周,全球政治精英和关心时局的公众都把注意力投向了德国。东道主德国在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上,把会议的表层议程设定在俄乌冲突,以及西方认为世界应该如何对待俄罗斯。在深层议程上,《慕尼黑安全报告2023》[1]用一个语带双关的标题来解释德国/西方视角下的两元世界格局:“Re:vision”字面可以理解为“修正”,也可以看作“重塑远见”,世界于是非黑即白地被解释为挑战和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力量之间的对峙和对决。
美国政界对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前所未有地重视,创纪录地派出了由副总统哈里斯带队的60多名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与会,而且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在会上公开表达支持乌克兰。3月的第一周,德国总理朔尔茨又低调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两人进行了闭门会谈,媒体推断会面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乌克兰问题,甚至是如何结束俄乌冲突。[2]
世界政治背景下的德国安全话语,以及德国“房间内的大象”
这些媒体的热闹场面造成了一个错觉,即德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能够代表欧洲、甚至是西方的立场。然而德国语境下的政治讨论值得更为细致的观察,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步步升级地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战斗机等重武器。在欧洲目前面对战争、能源、气候、难民等多重危机的冲击之下,德国正在战略上为自己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而恰恰这一点,在德国之外、尤其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尽管德国总理朔尔茨显然已经十分努力地在国际场合表达德国的立场,包括今年年初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署名文章《全球的时代转折》(The Global Zentenwende)。[3]
当前德国的政治话语中,“中国”似乎成为所有相关话题的参与或决定性因素,无论讨论涉及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有关理念或意识形态。德国政界一种极为罕见的操作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德国政府内部目前正在起草不少于三份的重要政府文件,“中国”据说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甚至是唯一的主题。众所周知,德国三党联合政府自2021年12月就任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制定德国第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 ”[4] 和第一份 “中国战略”[5]。而在2022年底,德国媒体报道称德国经济部抢在联邦外交部和总理府之前,单独制定了一个独立的、而且更为全面的 “中国战略”[6],而不是什么“能源加速转型战略”或者“乌克兰援助和重建战略”,这让德国公众颇为吃惊。
基于以上令人困扰的事实,我作为德国观察者很难不得出以下结论,即德国当前外交和经济政策的讨论更关注中国,而非俄罗斯。俄乌冲突为德国的涉华讨论赋予了新的层次和内容,比如德国普遍认为,德国未来坚决不能在对华政策上再犯类似于过去在对俄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德国人看来,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之间,以及俄乌冲突和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之间,都存在相似性。
德美看中国,以及形似而意不同的三重定位
如果我的判断可以成立,那么德国的政治话语可谓相当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至少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制度性/系统性对手”。这一对华立场也为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照单全收,虽然拜登在理论上宣称自己与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前任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5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演说,[7]其中将中国描述为 “最严重的长期挑战”,而美国正试图与西方盟友一起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在不同的领域应对中国的方法分别是“投资、结盟、竞争”,总而言之,美国计划与中国“充满自信地竞争”、“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以及“在必须斗争的地方斗争”。
美国人所谓“竞争、合作、斗争 ”三位一体的对华政策,实际在有意无意之间移用了一种源自德国的表述。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一份题为 “合作伙伴和制度性/系统性竞争者: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的政策文件中,[8]指出了存在于德中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同年,欧盟的战略文件 “欧盟与中国:战略展望 ”把类似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中欧之间。[9]对欧洲来说,中国同时是 “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系统性对手”。在现任德国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德国和中国的关系被多方位定义为 “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系统性对手”。[10]观察者很难避免一种联想,即如此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关系会不会导致精神分裂,至少也是认知错乱。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理解与德国的相应表述之间存在着字面上的一致性,我们也不能忽视两种定位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在德国的语境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全方位挑战的警示,而美国则认为中国挑战了自己的世界霸权,因而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对比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如何在德国的认知框架内定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能指望德国跟随自己的对华政策吗?我们发现,德国很难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案。这一点从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前后德国国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德国总理决定出访中国,另一方面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再三通过媒体对总理的中国之行表达批评。
一切都源于历史,以及理解德国行为的基准点
对于美国来说,德国版的 “政治正确性 ”很有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费解之谜。舆论普遍认为德国在俄乌冲突中暴露了对俄的能源依赖,而实际上,德国当下的政治话语认为存在三种可能对德国的自主或综合安全构成威胁的“依赖关系”:其一是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二是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其三是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依赖。[11]
我不确定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德国从“依赖关系”的角度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定位。他们可能会困惑地发问:德国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安全保护伞——美国——与俄罗斯或中国视为同样的潜在危险?德国显然试图与世界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保持同等距离,这种思维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战后德国的心理,也就是德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大多数德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无论如何不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这种无条件的和平意愿甚至成为战后两个德国的共同之处,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分属不同、甚至是敌对的阵营: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北约的一部分,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属于华沙条约组织。以下重点关注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相关话语,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加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史称“德国再次统一”。
“永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也在二战后德国人的政治观念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的德国几乎彻底放弃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政治野心,而德国的野心曾经给欧洲和世界带来过巨大动荡,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伦理灾难。
随着认识的转变,德国坚决拒绝“战争是政治的工具 ”的观点,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德国社会对军队等一切与战争有关的话题形成了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比如拒服兵役就是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德国话语中,作为军人保卫国家完全不会引发自豪的联想。学界在谈到战后德国政治身份认同的问题时,会使用“消极的身份认同形成”的说法,也就是说,对德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产生的暴行及其机制的否定在德国自我形象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种缓慢但确定的变化,德国已经在世界公众的认知中成为民主社会的“模范生”。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战后德国的变化,或者说德国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人正是因为主动离开了世界政治的大舞台,退回个人的小天地,这才实现了民众富裕和社会发展——也就是按照德国经济奇迹的设计师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所说追求“所有人的富裕”。德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经济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也称秩序自由主义或莱茵资本主义,并且充满自信地将之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区别开来。
在战后德国人的这种世界观中,军事和战争的重要性近乎不存在。德国为自己作为“非军事的文明力量”(civilian power)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而感到自豪和满足,[12]并心甘情愿地将安全问题的决定权留给了超级大国,而美苏在冷战期间通过相互核威慑提供了普遍的安全保障。在美国的保护下,德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得以繁荣,并最终实现了两德统一。随着冷战的结束,德国人甚至认为有必要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建设“非军事的文明力量”政治模式。当时的德国话语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普遍认为康德“永久和平”的设想历史性地获得了实现的机会。[13]这种对未来的展望的潜台词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模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施罗德总理领导时期,德国拒绝追随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
“由贸易求改变 ”,以及德国人对“富裕损失”的恐惧
在德国话语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虽然赢得了冷战,但如果没有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首肯,德国是无法顺利实现统一的。而在实现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勃兰特总理(Willy Brandt)在1960年代末提出的“新东方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动路径。根据勃兰特的政策,接近与和解将引向变革。
德国把同样的逻辑运用于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德交往。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德两国的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互补关系,双方都从合作中得益。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认为,德国和中国是全球化的两大赢家。中德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是政治关系也整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任期间总共12次到访中国,中国民众也认为她尤其值得信赖,甚至亲切地称她为 “默大妈”、“默婶”。这是过去几十年间任何其他外国政治家在中国民间没有享受到的待遇。
但是,俄乌冲突一夜之间为德国的成功经验划上了句号。这种突如其来的断裂感不仅引发了德国“时代转折”的判断——这个说法是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冲突爆发三天后提出的,而且被迫的转折首先意味着普遍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方向感。对德国来说,放弃其作为“非军事的文明力量”的自我定位、转而扩张军事力量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德国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其规模和后果尚无法估计。更重要的是,民众普遍担心通货膨胀上升和竞争优势下降可能导致 “富裕损失”,以至于无法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所以,德国有什么理由在与俄罗斯事实的全面对抗中另辟“第二战场”,与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交恶呢?
绿党主导的外交,以及理念主义者的两难
目前的德国三党联合政府中,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不惧与俄罗斯进行口头“军事对抗”,并大声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不过,自由民主党目前只有大概5%的支持率,在德国政治中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精英的政党。对于评估当前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来说,绿党可能更具代表性,而且我们在绿党身上更能看出典型的德国矛盾心理。
正如绿党名称所传达的信息,绿党在20世纪80年代是以专注环境与和平议题的政党出现的。绿党对环境、和平、女权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和非主流生活方式的关注,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社会,让德国人获得了“终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感觉,绿色的生活方式,意味着“酷”和未来。所以当下德国的年轻一代大都是绿党的支持者,绿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经与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相上下,有取代后者成为德国第二大党的潜力。上文所述三份关于中国的政府文件都是由绿党政治家主持的,首先是绿党背景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和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据媒体泄露的信息,他们基本上是在呼吁为德国制定一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利益政策,希望在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们认为可以在政治上与中国保持界线;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以承受。未来的德国对华政策应该以人权议题、而不是经贸关系为核心。
就此看来,德国绿党的对华态度与美国的立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使德国版的制度性/系统性竞争表面上不是为了主导世界,而是捍卫所谓“我们的”价值观、利益以及国际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德国绿党在中国问题上已经成为更彻底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和美国的同路人?美国是否可以把德国绿党看作遏制中国的坚定盟友?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绿党目前也面临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危机,首先是作为执政党承担政治责任而导致的认同危机:绿党作为一个倡导和平的政党,现在不断呼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作为一个以环保起家的政党,现在鼓励使用化石能源,并且为了采煤而对吕策拉特(Lützerath)村庄采取强拆措施。也就是说,在绿党的普通党员与和绿党的领导层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理念裂痕,很多绿党的支持者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14]
而且,绿党的传统还包括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也就经常把军事强国美国看作自己的敌人。[15]即使对乌克兰的支持目前看来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绿党的支持者在道德主张和现实政治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条件下如何能够自圆其说?绿党,究竟是那个传统上的理念型政党,还是一个为了权力而不顾身段的权宜组合?
仅仅用“对俄政策的错误决不能重演”,无法证明“德国对华政策需要转向”的说法不属于政治投机,更不能说服所有中德交往的德国参与者。德国的企业,尤其是很多大型企业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受益匪浅,他们觉得绿党鼓吹的对华政策不但不具有代表性,甚至刻意针对他们。巴斯夫、大陆集团、大众汽车等德国企业近期甚至大幅增加了对华投资。[16] 可以想象,如果德国实施了绿党版本的对华政策,德国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分裂,而不会出现团结一致的局面。
德国对美国的新疑旧怨,以及对踏上世界舞台的顾虑
这么看来,德国人对美国的感知是异常矛盾的。德国人看美国,既充满了对美国现代化的向往、对在美国帮助下得以摆脱希特勒统治的感激,也带有历史性的反感,后者尤其植根于具有鲜明德国特质的“文化-文明二分法”:[17]德国代表了更为高尚、富于精神的 “文化”,而美国则是物质主义的、唯技术的 “文明”的象征。
除此之外,美国国内政治日渐加深的不可预测性也使德国人对美国持有保留态度。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混合体在美国历史上周期性重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最近的代表人物。这不仅使德国政治精英,而且使普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都构成了严肃的考验:美国的民主制度还稳定吗?美国对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还支持吗?而且,谁能确定地排除特朗普式的政策不会卷土重来?德国政治学家、科尔总理的美国政策顾问魏登费尔德(Werner Weidenfeld)指出,在德国、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前培养出来的传统关系”已经 “消耗殆尽”,“以前不言而喻的事情已经面临终结”。[18]德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储备可以说是德国对美国信任下降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这项工作从2013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不过没有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
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分裂不可能仅仅随特朗普落选而自动消失,而需要付出更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努力才能克服。德国无疑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关注自身,以及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展开竞争。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对德国的兴趣和对欧洲的参与度相对下降。
俄乌冲突的一个副作用是,德国和欧洲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深度依赖。因此,欧洲经常信誓旦旦的“战略自主”或“欧洲主权”也就与现实渐行渐远。同时,德国也在担心美国正利用其《通胀削减法案》掏空和削弱德国和欧洲的工业和经济。[19]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表明,所谓“价值观伙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在欧洲、美国和中国之间复杂的竞争局面中,德国是否有像冷战时期那样的明确道路指引可依?彼时,德国只须遵循美国主导的大战略行事。而现在,德国不得不加速学习战略性思维。我们还记得,相当多的德国人对所谓“世界政治”(Weltpolitik)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这个概念上一次在德国政治议程中出现就导致了德国和世界的噩梦。
理解了上述德国政治的种种矛盾心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德国关于中国的三份核心文件为什么未能如愿按期定稿和公布了。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注释:
[1] Tobias Bunde, et al., Re:vision.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Munich: Stiftung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gGmbH.
[2] René Pfister, Kriegsgipfel im Weißen Haus, March 3 2023, https://www.spiegel.de/ausland/washington-olaf-scholz-besucht-joe-biden-kriegsgipfel-im-weissen-haus-a-bbf8c82c-34ab-4df9-a278-18b8ca671487. Accessed March 4 2023.
[3]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4, 2023.
[4] Annalena Baerbock, Die Sicherheit der Freiheit unseres Lebens. Außenministerin Annalena Baerbock bei der Auftaktveranstaltung zur Entwicklung einer Nationalen Sicherheitsstrategie, March 18 202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baerbock-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2517738. Jens Thurau, Deutschlands Sicherheit: Streit um Strategie,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dw.com/de/deutschlands-sicherheit-streit-um-strategie/a-64360621.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3.
[5] Deutscher Bundestag,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Fraktion der CDU/CSU: Stand der China-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Drucksache 20/4441, November 11 2022.
[6] rtr, Papier: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will Regeln für China-Geschäft verschärfen, December 2 2022,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china-papier-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will-regeln-fuer-china-geschaeft-verschaerfen/28844522.html.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3.
[7]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Accessed February 2 2023.
[8]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Partner und systemischer Wettbewerber – Wie gehen wir mit Chinas staatlich gelenkter Volkswirtschaft um? January 2019, https://bdi.eu/publikation/news/china-partner-und-systemischer-wettbewerber.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3.
[9] European Commission/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9JC0005&from=EN.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3.
[10]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Koalitionsvertrag 2021-2025 zwische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den Freien Demokraten (FDP), December 7 2021, Berlin.
[11] Clemens Fuest, Der Ukrainekrieg und die Folgen für unser Wirtschaftsmodell, Wirtschaftsdienst.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102. Jg., 2022, Heft 4, pp. 242-243.
[12] Hanns W. Maull,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Siegmar Schmidt et al.(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pp. 73-84.
[13] Dieter Senghaas, Europe 2000: A Peace Plan, Alternatives, Vol. 15, Issue 4, 1990, pp. 467-478.
[14] Sabine Rennefanz, Eine Partei wie jede andere, January 12 2023,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luetzerath-und-die-gruenen-eine-partei-wie-jede-andere-a-45f2c15a-2e2b-4dd2-8921-35ac4d45e831. Accessed February 2 2023.
[15] Peter Schlotter, Jenseits von nuklearem Pazifismus und Antiamerikanismus? Zur Außenpolitik vo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HSFK-Standpunkte 5/1997.
[16] Bert Fröndhoff et al., Handelsbeziehungen - BASF, VW, Aldi: Deutsche Firmen investieren kräftig in China – und riskieren viel, July 28 2022, https://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handelsbeziehungen-basf-vw-aldi-deutsche-firmen-investieren-kraeftig-in-china-und-riskieren-viel/28552918.html. Accessed February 8 2023.
[17] Clemens Albrecht, Kultur und Zivilisation. Eine typisch deutsche Dichotomie? In: Wolfgang König/Marlene Landsch (eds.), Kultur und Technik. Zu ihrer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modernen Lebenswelt,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1993, pp. 11-29.
[18] Werner Weidenfeld, Transatlantische Beziehungen – Abschied von Amerika? Tichys Einblick, 11/2022, pp. 50-51.
[19] Markus Becker et al., Die amerikanische Versuchung, Der Spiegel, 47/2022, pp. 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