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麟(屠光绍：金融制度开放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但不是简单照抄)

每经编辑：易启江

2021年7月31日“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第四届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主题为“开放·绿色·合作”，探讨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绿色金融、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减免等重大战略问题。研讨会由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主办，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承办。

研讨会会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首先致辞。他介绍了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发展的情况，指出本次论坛“开放·绿色·合作”的主题不仅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底色，更是浦东现代化引领区建设的应有之意。他希望与会专家为浦东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积极建言献策。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屠光绍随后致辞。他认为本次会议的“开放·绿色·合作”三个主题都与开放有关。此前，中央就提出了“制度型开放”这一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各项制度开放中，金融制度开放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倒逼国内金融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提升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去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2.0版基本上结束了，现在已进入3.0版阶段。2.0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存在的问题是，国际化程度较低，金融制度开放得不够，因此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制度开放的基本原则是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金融制度，但不是简单照抄，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如果有些金融制度还不能和国际完全对接，就需要一些转换的方式。

王战主席代表承办单位之一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致辞。他指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知，越是严峻的国际形势，越是要坚持以改革开放来应对。在今天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制度性开放是个难啃的硬骨头。美国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极制定规则，就是为了阻止中国制定这些领域的规则，中国要设想如何积极应对。绿色发展其实是“自我加压”,双碳标准可能带来局部的返贫问题。在美国要脱钩的情况下，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国际合作，需要更多的思考与探索。所以“绿色”与“合作”也是硬骨头。这些重担子与硬骨头需要专家学者们贡献真知灼见。

此后，新开发银行周强武副行长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认为在当前疫情持续冲击和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前复杂严峻的挑战。时代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各国也期待多边开发银行能够创新理念和产品，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共同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和更有效的公共产品。新开发银行将致力于提高创新能力，夯实比较优势，以新的理念赋予传统基础设施新的内涵，践行多边主义打造全球的多边平台，持续推进新开发银行与东道城市上海的伙伴关系。新开发银行在扩员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批新成员呼之欲出，并积极准备后续的扩员。

在“专题一：以浦东更高程度地改革开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王纬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武伟分别做了主旨发言。随后有六位嘉宾进行了圆桌讨论。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王纬做了题为《大型银行应主动融入，积极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大型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新机遇，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体工作包括加大对重点产业的支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跨境金融发展；积极开展科技金融业务布局，为科技类企业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配合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加快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打造消费金融最佳体验和财富金融最佳品牌。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武伟发表了题为《关于提升上海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几点建议》的主旨发言。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两个目标是建成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的目标是要面向国际市场提供人民币资金和资产，实现规则对接、资本相通、资产流通。国际金融资产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吸引境外投资者来配置境内各种各类金融资产，吸引境外的、国外的优质的公司来上市，让境内投资者去投资和配置境外的资产。上海可以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先行先试。上海要建立适应贸易投资自由化、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的管理制度，有序推进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

在接下来的圆桌讨论环节中，6位嘉宾发表了评论和看法。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指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开始就应与境内的各种制度不一样，应达到国际标准水平，这需要赋予它相应离岸的特征，与国内市场进行一定的切割分离，让投资者在该市场上可以更加便利地交易。

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张光平从全球视野中的营商环境、城市治理的角度，探讨如何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他同时强调了科技的重要性，因为科技会影响对外贸易、货币定价权和国际化等，所以上海应为企业研发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浦发银行战略发展执行部总经理李麟认为，如何看待制造业及创新的作用，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朱华友认为，制度的集成应优先于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可以是制度集成后的自然而为。他认为海南和上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因为上海和海南都有共同的使命，即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探路，进行重要的压力测试。在很多方面，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借鉴，或者说互相促成，比如人民币的跨境自由流动的方式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肖耿强调，离岸金融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这方面需要香港、深圳、海南，还有上海携手共同合作，要把香港以港币为基础的离岸国际金融体系，转变成中国自己的既安全又有规模效应的平台，并且具备系统集成的效应，以致将来成为国际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在下午的“专题二：从全球合作的视角看绿色金融”讨论中，有五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演讲。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做了题为“对我国双碳目标的思考与对策”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的碳排放呈现出总量大、人均不高的特点，能源结构为缺油、少气、富煤，所以中国在处理“双碳”过程中要统筹、有序，不能搞大跃进、运动式减排。碳达峰的重点是碳中和，碳达峰的方式可以多管齐下，要始终坚持发展高科技来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碳中和，我们差钱吗？”的演讲。他认为，发达国家原来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碳融资援助没有到位，存在着很大的资金缺口。但在中国国内，我们要想实现“双碳”目标并不缺钱，因为很多原来不同领域的投资都可以转化为“双碳”目标的资金来源。

中金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董事总经理张文朗做了题为“布局碳中和”的演讲。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这些目标对投资所带来的变化：能源变“轻”了，金融变“重”了，商品“再生”，区域“重塑”，我们衣食住行用消费都要实现“低碳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张文才在线上做了题为“金融机构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的演讲。他探讨了金融机构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是提供绿色信贷，而且在很多层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包括制定标准、参与绿色融资的国际合作、培养客户绿色方面的规制和理念。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在线上做了题为“欧洲碳市场定价机制对我们中国的一个启示”的演讲。他详细分析了目前最成熟的欧洲碳交易体系。他认为中国的碳交易体系需要抓紧改善改进，应引入更多品种，允许更多的交易主体参与，可以考虑发展碳交易的衍生品市场。如果出现碳价低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向欧盟学习，不要行政干预，而是采取基于规则的价格调整机制。

在下午的“专题三：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对发展中国家减缓主权债务？”讨论中，有六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朱隽司长在线上发表了题为“对我国如何参与发展中国家主权债重组的几点看法”的演讲。她指出，当前国际主权债务重组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随着中国等新兴债权国的崛起，巴黎俱乐部逐渐边缘化；二是未能有效确保私人部门债权人参与债务重组；三是紧靠减债无法解决低收入国家的困境，还需提供发展融资等。在这种情势下，朱隽司长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参与本轮国际主权债务重组过程中，要坚持多边协调的原则，这有利于确保各类债权人与我国共同参与、共担风险，也有利于对债务国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并可以有效避免债务国在减债程度上的相互“攀比”。

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线上发表题为“构建主权债务重组的上海模式”的发言。他指出，目前全球比较通行的主权债务模式中，哪怕很大程度上盛行，但是对中国来说可能不那么适用。我们形成主权债务的国际背景、业务模式跟西方过去形成的不一样，有必要考虑构建符合中国目前、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相适应的主权债务管理和重组机制。基于此，他认为可以构建主权债务重组的“上海模式”，作为现有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集大成者，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着眼于全球化格局的调整，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强调债务可持续，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增长、摆脱贫困；二是着眼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围绕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三是围绕“3060”目标，强调ESG投资，两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倡导“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四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更多使用人民币、特别是人民币证券化产品推动实现主权债务重组优化，可支持这些债务国家发行人民币主权债推动债务的重组和可持续。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黄梅波做了题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融资及其可持续性”的演讲。她从中国对非洲融资的角度指出：首先，鉴于目前我们的对非贷款主要来源于政府注资或者政府担保下的债务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风险补偿机制还需要加强。在这一方面政府方面需要完善对非的融资的框架，建立对非的融资立法。第二个方面协同建立债务的解决机制，推动债务问题的有效管理。现在倡导的就是要坚持多边协调，积极与IMF、世行、G20，甚至跟巴黎俱乐部建立有效的沟通，落实缓债机制，建立债务解决总体的框架。最后，不管是从全球经济的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发展融资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这个发展融资的提供是必要的。我们仍然需要拓展发展融资的来源，但是可以优化融资的合作，推动融资的可持续性。融资主体不仅仅是援助，不仅仅是开发性金融，或者国际发展融资，还应积极探讨把私人资金引入到国际发展融资这个渠道里面。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在线上做了题为“对国际债务协调机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的演讲。他认为，解决问题的理念应该是规则。投融资的规则推到国际上，包括我们适应它的过程，它是商业化的过程，它首先是一个治理的过程，而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大家互相适应的过程。现在国际规则中有合理的地方，像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的风险缓释机制，做得好的，可以把损失降低到一半甚至更多。我们也有一些做法，是需要完善的。比如项目的遴选、国别诊断和国际项目库，需要有一些商业化的理念，不光是说钱多来推动规则。撬动规则要有具体的抓手。比如，欧洲国家在参与非洲国家投融资的过程中，有一些标准的合同，这个标准的合同有英国格式，有法国格式。标准合同就是我们投融资合同的抓手，在落实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现阶段，中国有一些不太适应规则的地方，我们要先调试，然后再塑造投融资方面的影响力。具体可以在提升采购的透明度和在获得社会许可方面发力。

最后，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张宇燕在线上做了题为“通胀预期与债务”的总结发言。他认为，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看，债务问题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全球治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套规则体系。现有规则中，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非中性的。在债务问题解决中，包括债务重组、缓债、减免等等，我们要寻求中性规则的确立，拒绝或者拒斥非中性的规则。规则体系的设计，需要特别关注一个大背景——大国博弈，规则的设计方案可以有一个顶层设计，也要和中国对外开放大的方针政策，特别是金融制度的开放结合到一起。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