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商帮(中国的三大著名商帮)

华商始祖 王亥

自古以来，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经营作为主业的人成为商人吗？商人的商，最初是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其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亥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后盘庚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周灭商以后，周公鼓励商朝遗民继续经商，后来周朝人便将从事商业行为的人称为商人。继而到明清时期形成北方以晋商为主，南方则是百花齐放-浙商、粤商、徽商相继崛起。

乔致庸

早在先秦时代，山西晋南就已经有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尽管从周秦到隋唐前，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如赵国的白圭、卫国的吕不韦，他们在三晋大地经商。隋唐五代时山西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唐诗人韩愈曾诗描绘汾河两岸的商业繁荣景象："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有了商业城镇，以商业经营的小贩和职业商人开始大规模出现，著名的有武士彟（yue），也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父亲。

北宋时期，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辽朝实行的“南面官”的互通贸易往来，山西地域经贸得到快速发展，边境贸易兴起，太原富豪声名鹊起，如：太原首富史守一，他一人出资修建的水利工程就能灌溉6000顷农田，折合成现在的面积相当于上海杨浦区。到了元代驿站的完善，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扩大到全国各地，《马可波罗行纪》这样记载“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到了明朝，实行“开中制”（政府招商），能接的了政府单子的，是清一色的大商巨贾，明政府招商的首创，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

明朝时北京城流行这样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沈思孝在《晋录》里曾这样描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随着山西商人生意越做越大，为了更好的照顾生意，资本雄厚的大商人雇佣山西本土商人，合伙经营，逐渐发展成东伙制，这个“东伙制”可以说是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为什么呢？东伙制中，老板称东家，店长或经理称掌柜。掌柜与东家签订合约，东家授予掌柜全权经管，给予充分信任，东家不能插手商号的日常经营，也不许向商号推荐店员，更不准向商号借贷，人财物一切权力统归掌柜掌管。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一样，老板不许插手公司日常业务（中国职业经理人除外）。慢慢的这种形式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地缘圈子，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晋商的人才选聘，促进了商号的安全运营。有明一朝有名的晋商当属王家和张家，王家在官场的代表王崇古既是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其弟弟是山西著名大盐商。张家代表则是张四维，明万历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后）。张四维的父亲是山西著名大盐商，与王崇古及弟为大小舅哥关系，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强强联手，舍我其谁。

清军入关后，山西划入清朝版图，清政府对山西商贾采取保护鼓励措施，尤其是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被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既让你当官，又让你经商，为清朝获取税收。所以，清朝在占领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是不可磨灭的。山西这种以地缘圈子建立的会馆在清朝也由联络同乡感情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商业组织。

到了康熙时期，外蒙成为山西晋商的新市场，当时的杀虎口和张家口为蒙汉贸易必经之地，对蒙贸易的东口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的“兴隆魁”，是对外蒙和俄国第二大企业。贸易西口的杀虎口则是最大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山西晋商也由此进入全盛，晋商的足迹不仅遍布国内，国外也广为发展，向西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向东榆次常家垄断布业，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山西人收购的茶叶由潮汕人销往南洋。有清一朝，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所以，关于晋商，你想了解的更多，先从老陈醋品起吧。

胡雪岩

说了晋商，那必然少不了徽商。都说晋商遍及全国各地，那徽商你又知多少呢？如果说红顶商人必少不了徽商，徽商可以说是爱国的典范。也可以说是当官的典范，与晋商无二。

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就有胡雪岩和盛宣怀，虽然后世对二位褒贬不一，但二位为中国做出的贡献均不可小视。左宗棠能收复新疆，胡雪岩功不可没，保证了中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任意一个商人都无法比拟的；西安交大（南洋公学）、天津大学（北洋西学学堂）至今能闻名国内，少不了盛宣怀，除了教育板块，盛宣怀创造的多个第一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一家民间股份制企业中海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电报局；第一家内河轮船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北京-武汉铁路；第一家钢铁合资企业汉冶平公司；第一矿业公司；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虽未能挽救当时的中国，但他创建的西交大却培养无数人才，如蔡元培、竺可桢、蔡锷、钱学森、茅以升等国之栋梁。

徽商虽没有晋商那么久远，但也可追溯到衣冠南渡的东晋，《晋书》记载徽州人好“离别”。这一时期徽商的发展得益于西晋末年的第一次移民潮。徽州处“吴头楚尾”的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徽州地区。人多，山多地少，外出经商成了当时人的出路。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徽州人经商的历史至今已有1500多年。唐朝时，徽州人利用茶叶的兴盛，经商致富，到了南宋时，徽州开始有了巨资的富商，典型的有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俩，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尤其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销往全国，使徽州人摘得优雅的“儒商”称号。

到了元末明初，徽商的资本积累较南宋更胜，朱元璋率军入皖时，因缺粮饷，歙人富商江元一人资助10万两白银。明成化时期，徽商开始进军盐业，使得以盐业为主业的晋商、陕商受到严重冲击，徽商从此成为与晋商、陕商齐名的著名商帮，一直到乾隆末年，徽商一直居于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根据记载：清乾隆末年的关税每年盈余85万两银子，而徽商出口商品的茶叶排在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可见当时徽商实力多么雄厚。

徽商涉及的商业版图与晋商恰恰相反，徽商业务虽未涉及全国，但通过广州港口遍布东南亚各国、暹罗、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地。但徽商又与晋商一样，既是官又是商，以政府为依托，成为商业巨擘，典型的也是近代的胡雪岩和盛宣怀。胡雪岩的后台先是王有龄后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左李二人的政见不合也导致胡盛二人争斗几十年，最终胡雪岩发出“不经商，不从政，胡李不通婚”的感叹，徽商最后的辉煌也不复存在。虽然徽商衰落了，但为我们后人经商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如果你是徽商的老乡，经商为本，信誉为首。

唐廷枢

讲了晋商、徽商，那就不得不提与晋商、徽商齐名的粤商。粤商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客家商人所组成。广府商帮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代表人物有何鸿燊、郑裕彤等香港富豪。潮汕商帮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他们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代表人物是李嘉诚和庄世平。客家商帮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代表人物泰国的他信、英拉。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但这个时期的商业主要为官督。粤商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这个时期广东有本土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明清时期粤商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但没有形成商帮。粤商可以说是三大商帮里最新的商帮，特别是清朝在广州设“十三行”，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广州就成了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东人抓住中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的机遇，迅速兴起。特别鸦片战争爆发后，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粤商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形成与晋商、徽商齐名的大商帮。早期的代表有潘振承家族、唐廷枢、马应彪等。粤商崛起的同时、中国大陆的两大商帮正是黄昏日落时，仅有一个乔致庸能代表晋商；仅有一个胡雪岩代表徽商。这个时期的粤商代表人物光一个广府商帮就有马应彪、郑观应、陈启沅、郭乐、蔡昌、卢观恒、梁经国、李敏周等巨富。

民国时期，广东许多富商皆诞生于这个时代，如霍英东、何鸿燊、李嘉诚、李兆基、庄世平、吕志和等当代的巨富。到了现代，粤商更是昌盛无比，第三代粤商崛起，如马化腾、董明珠、蔡达标、任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