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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的欧洲局势“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入近代国际关系交替时期，在欧洲所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场战争主要是法兰西王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斗争。

1、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的对决

哈布斯堡家族不断扩大领土，它“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其领土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岛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为在欧洲历史上统治间最长、几乎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家族，并保持有影响的政治与宗教势力。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在德意志各邦中版图最大，其统治者总是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自从新航路开辟后，德意志因远离西欧新兴经济中心，经济渐趋衰退，工商业不振，国家仍处在封建割据状态、小邦林立，政局动荡。

正“由于德意志各邦的衰弱和德意志资本的无力参加全面的竞争，致使德意志到处都对外来的支配势力敞开了大门”。

加以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德意志各邦诸侯尤其是新教诸侯势力大增，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打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日渐丧失实权，由此，新教与天主教之间、诸侯与皂帝之间以及各邦之间，为扩展疆界、争夺教产而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利用所掌握的帝位，企图建立“世界”哈布斯堡大国，更引起各大诸侯的忌妒和敌视，其至在自已的世袭领地内部也存在种种反抗。

西班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支，原是欧陆的大国和海上的强国，在海外占有广大殖民地、并拥有较雄厚的国力。但长期以来，在欧陆同法国、在海外同英国激烈竞争，征战接连不断，财力几乎耗尽，经济日益衰落。特别是1588年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一举击溃，从此每况愈下；其属地尼德兰北部各省又宣告起义。在“八十年战争”中，西班牙于1609年被迫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独立。

17世纪初的法国，在欧陆长期处在被哈布斯堡家族三面包围的状态，外部环境险恶，准备伺机出击。

16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为解决历时36年的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振兴商业的政策，重新获得在地中海东岸、西亚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商业地位。

1604年为鼓励航海业，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和诺曼底商人公司，并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据点，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亨利四世当时“在实践上追求着两个目的：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并维持欧洲列强之间业已形成的有利于法国的均势”。

在其所处的欧陆，则以打破哈布斯堡家族对它的包围为其国策的首要目标。于是，它同新教国家英国、荷兰、德意志新教诸侯结成反哈布斯堡的联盟。这项国策是亨利四世首次采取的，1610年他被暗杀后曾一度中断，后来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的宰相、红衣主教阿尔芒·让·黎塞留(1624一1642年在任)于1624年掌权后又得以恢复。

荷兰从16世纪中期以后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一1598年在位)对荷兰实行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奴役政策，束缚了荷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1568年荷兰被迫同西班牙进行了“八十年战争”，由于主要港口和船坞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掌握不了制海权，只能采用缓慢而迂回的陆上包围。

1609年，西班牙虽在事实上承认荷兰共和国，但1622年战争又起，荷兰在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斗争中，因本国缺少地面部队，只能靠财政力量征募外国雇佣军和向外国联盟者提供津贴。

欧洲的海岛国家英国，16-17世纪之交，其资本主义经济已相当发展，工商业较为繁荣，对外贸易已扩大到世界许多重要地区。

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东方各国（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权，并拥有武装进行殖民扩张。同时，英国还积极干预欧洲事务，力求保持欧陆的“均势”。英国经常在西班牙、法国、荷兰之间纵横捭阖，施加政治影响。

16世纪后期，为打击其劲敌西班牙，曾出资或派出远征军支援尼德兰起义者。1603年，英国开始斯图亚特王朝统治，1604年与西班牙媾和，以维持西欧的均势和自己在欧陆的权益。后来，英国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影响变小，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成熟，待革命爆发时，更无暇外顾。

2、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的对垒

宗教问题在欧洲近代政治生活中曾是一个引起各国国内外纷争的棘手问题。16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国家也逐步形成，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和神权统治体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

这样，每个国家要“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若干新的政治学说和思潮，宗教也出现了各种“革新”神学。16世纪欧洲发生的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几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

第一批宗教改革者来自德意志和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其代表人物是马丁·路德(1483一1546年)。他在1517年10月31日公布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1520年又发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罗马教皇权》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三本小册子。

其主要信条是：

教徒只凭信仰就可得救，不需要教士来充当传统的中间人，也不必通过教士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所谓“圣事”)；强调《圣经》是权威，反对教皇对各国宗教事务的限制与干涉；主张建立“廉俭教会”，反对教阶制和繁杂的宗教仪式。

为此，得到市民、新兴资产阶级和世俗诸侯的支持。“路德就这样剥夺了教会和高级教士作为上帝恩慈的中间人的特殊地位，同时动摇了罗马教会的基础，即它的教义、法规和习俗。这支新教称为路德宗，发展迅速，传播甚广。

马克思评论说：

“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隶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随后又出现了新教的另一支，即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所创立的加尔文宗。约翰·加尔文是法国人，1536年在瑞士巴塞尔出版的《基督教要义》，阐明新教教义，抨击罗马教皇的权威。

1541年定居日内瓦，创立加尔文宗，其宗教信条与路德宗相似，也主张“因信得救”，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倡导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还主张允许经营致富和借贷获利，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此宗有强大的冲击力，迅速传播到法国、尼德兰、英国、普法尔茨选侯国以及瑞士各地区，有一些路德宗的国家改宗加尔文教。

在东欧的一些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也赢得不少信徒。

恩格斯对此评论说：

“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

16世纪，英国王室为加强专制统治、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宣布国王对宗教事务的至尊地位，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英国国教会。

1563年颁布《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规定其教义是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否认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反对赎罪券，反对崇拜圣像，但保留主教制和重要的宗教仪式。此宗称英国圣公会，亦称安立甘教会。

“为了避免法庭的残酷迫害，全岛每个居民都得予以承认”。但“国王的宗教改革在教义和教仪方面很不彻底。因此在英国随即出现了倾向于加尔文教的更加激进的思潮，表现为清教徒运动”。

但就德意志的宗教问题而言，其渊源是1555年9月25日德意志新教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缔结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该约以帝国的法律形式结束了天主教在德意志的一统局面，确定了路德教和天主教两个教派的平等地位；根据“教随国定”原则，各邦诸侯在其领土内享有决定本人及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力；赐予路德教徒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加尔文教被排斥在外；按1552年实际存在的状况确定宗教疆界，当时新教诸侯所占天主教会财产不再退还。

德意志诸侯由此扩大了政治和宗教权势，侯国分立体制得以进一步巩固。显然，这是帝国的天主教对路德教的一次妥协。和约留下许多悬案，成为日后新纷争的祸根。

17世纪前半期，神圣罗马帝国内各派宗教的分布情况是：

除个别地区外，德意志北部、中部和东北部信仰新教；德意志西北部、西部和东南部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则信奉天主教；巴伐利亚贵族、城镇市民以及哈布斯堡有些农村农民曾是新教徒，但被迫改信天主教。

宗教问题总是和政治、体制问题紧密相连。各国排斥和镇压异教徒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德意志境内，皇帝与新教诸侯的争议，实质是一场决定国家体制的纷争，即神圣罗马帝国应以皇帝为首领以诸侯为封臣的君主国，还是应成为一个以独立的诸侯国所组成、由皇帝充任其名义长官的联邦。同时，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为扩充各自的领地也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斗。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增强权力，哈布斯堡王朝为建立霸权地位，都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德意志新教诸侯。为此，皇帝鲁道尔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支持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激化了新旧教之间的矛盾。作为回答，1608年5月19日德意志新教诸侯结成新教联盟，以普法尔茨（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1574一1610年)为首领。

这是一个拥有公共资金和军队的政治、军事联盟，力图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保持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所占有的领地。

那些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或扩张的封建专制国家，如丹麦、法国、英国、瑞典、俄国以及荷兰共和国均予以支持。

这个联盟在同天主教势力的斗争中，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身上”。

翌年，即1609年7月10日，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以及小封建主，则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597-1651年在位)为首领结成天主教同盟，同新教联盟相抗衡。这也是一个政治、军事同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廷、西班牙等给予支持。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企图利用同盟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王朝、而压低哈布斯堡王朝”。

德意志出现的两大敌对集团，迅即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局面，加上邻国借机挑动，形势更为紧张和复杂，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乱即将来临。

3、战争的导火线——“掷出窗外事件”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三十年战争”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波希米亚（捷克）新教徒实行镇压政策所引起的。

波希米亚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中处于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并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倾向。尤其因其有胡斯战争以来的反天主教会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传统，新教在波希米亚有很大的影响。

早在15世纪上半期，捷克人因不满天主教会和德意志世俗封建主占有广大的地产以及城市贵族操纵其经济命脉，由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布拉格教区牧师J·胡斯(1369一1415年)毅然掀起一场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的斗争。

他主张实行宗教改革，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和产业，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将《圣经》译成捷文，以捷克语布道，指责罗马教皇在捷克出售赎罪券，并抨击封建制的弊端和社会不平等，等等。1414年宗教会议宣布胡斯的学说为异端，1415年胡斯被处以火刑，胡斯殉难后，激起捷克全民族的义愤，1419年布拉格人民起义，宗教改革运动演变为胡斯战争。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对捷克历史的发展和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都有深远的影响。

捷克于1526年并入德意志版图。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斐迪南一世(1556一1564年在位)在称帝前即任捷克和匈牙利的国王。斐迪南及其帝位的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鲁道尔夫二世(1576一1612年在位)、马提亚(1612一1619年在位)，都对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捷克新教徒采取软硬兼的手段，极力进行压制和迫害。

17世纪初，捷克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作为欧洲封建势力支柱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却加紧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由于捷克新教徒的活动日益发展并与德意志新教联盟有联合的趋势，鲁道尔夫二世作了暂时让步，在1509年7月签署了“大诏书”，给捷克所有的非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以及选举自己“信仰保护人”的权利。

捷克新教徒1611年在布拉格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决心维护一切政治和宗教权益。翌年，马提亚继其兄鲁道尔夫二世任捷克王位，曾被迫承认“大诏书”。但1617年马提亚指派斯提里亚（今奥地利境内）的斐迪南(1578一1637年)为捷国王后，竟然公开违犯“大诏书”，把捷克作为附庸国对待，极力推行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要求其世袭领地都统一信仰天主教、对捷克新教徒进行残酷镇压。

新教的教堂被拆毁，参加新教仪式的教徒被囚禁。1618年5月5日，捷克议会中的新教徒集会，对马提亚违反“大诏书”表示强烈抗议，但皇帝和国王均粗暴地予以拒绝，对新教徒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

矛盾进一步激化，新教徒忍无可忍。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爆发了起义，愤怒的新教徒手持铁棍长矛，齐声呐喊冲入王宫。按照古老的习惯，把斐迪南派遣的两名天主教徒钦差，从20多米高的窗中掷出了房外。由于落在护城河的垃圾堆上而未被摔死，史称“掷出窗外事件”。

这一事件，震惊了欧洲各国的宫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借此大造舆论，决定以武力征服捷克，由此，“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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