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抉择，叫北上！

有一种精神，叫信仰！

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远航，虽然没有真实的战火硝烟，却是一场真正的斗争较量！在经历了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革命洗礼后，集中在香港及分散在各地的民主人士，从1948年秋开始，陆续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北上，积极投身到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革命伟业中。然而，北上绝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此时祖国上空战云密布，台湾海峡波涛汹涌，面对北上途中各种各样的未知危险，农工党老一辈领导人又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

疾风骤雨挡不住

时任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章伯钧是第一批离港北上的。这一批人员中，还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等陪同。

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后，与中共负责人合影。前排左起：李立三、谭平山、沈钧儒、李德全、蔡廷锴；后排左二为朱学范、左三为章伯钧、左五为赖亚力。

事前，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就海上运送做了充分准备，周恩来副主席一再致电，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沪港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并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由于第一批有探路性质，轮船须经台湾海峡，故人数不宜太多。这次租用的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另译作“宝德华”号）不大，客房数也极少。为安全起见，他们的行李先行搬到船上去了，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据参与其事的杨奇在《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一书中写道：（9月11日）大家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还化了装，“章伯钧打扮成一个大老板，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其他人则或扮作大老板、或扮作老先生、或扮作运货员不等。

到了黄昏，他们步行十多分钟走到铜锣湾海边，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划去。据前来送行的钱之光回忆：“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来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大家登上货船之后，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各人手里都持有货物单据作为货商的掩护。

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启航。然而，“波尔塔瓦”号在澎湖列岛遇上强台风，林一元回忆道“当行经台湾海峡时，忽遇大风，风急浪涌，船行缓慢”，经大家一起合力救船，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北上途中，也有不少趣事，杨奇写道“9月18日那一天，适逢中秋节，苏联船主决定杀猪加菜招待”，大家还在甲板上举行“神仙晚会”联欢。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9月27日一早抵达朝鲜的罗津港。受周恩来委托，中共代表李富春提前赶到码头迎接，登岸稍事休息后，一行人即乘火车渡过图们江、跨过牡丹江，终于在9月29日到达哈尔滨。

扬子江口思邓公

时任农工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的丘哲，是第二批离港北上的。当时，丘哲已是63岁的老者，罗培元在《回忆丘哲先生》文中写道“丘老高兴得好像个小孩子遇上过春节那样，欣喜溢于言表”，温馨的场景令人感动。

图中右侧文字为丘哲手书：1948年冬月自香港乘华中轮赴东北解放区摄于甲板上，引夫（丘哲）氏识于北平，1949年春月。

由于租用的“阿尔丹”号进港时发生碰撞，不得已另行租用悬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客轮，直到11月23日深夜才成行。罗培元回忆道：“我先期（约一二天）到他家把行李运出……人则在轮船启航之前两三点钟才上船。”与丘老同行的，还有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和她儿子周海婴，以及韩练成等，中共香港工委统委书记连贯等陪同。

对于这次北上，丘老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在《十一月廿三日自香港乘轮赴东北口占留别亲友》诗中写道：“愿抱澄清酬故友，拼将生死任扶倾。关山极目风云急,剑匣长鸣起执鞭。”多么雄浑的爱国主义诗篇啊！

由于丘老患有高血压症，加上海上风高浪急，更加感到不适，但他毫无怨言，还以诗言志：“大地光明日，平民夙愿酬；政纲行更始，土改说从头。古国开新令，群贤握伟筹；道旁休筑室，一举定神州。”与丘老同住一室的郭沫若，则写了一首《血压行》来安慰他，诗曰：“君苦高血压，我苦血压低；高低之相悬，百度尚有奇。想见君心忧民切……”途中，丘老与郭沫若、马叙伦等多有唱和，留下了许多佳句，真是一路颠簸一路诗，好不快哉！

11月29日，船经扬子江口。这一天，是邓演达先生殉难17周年，丘老目光越过江面，飞到了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往事历历在目，悲伤涌上心头，他赋诗悼念：“丧年才半比宣尼，偶现祥麟倏远辞。惘惘凭栏望江口，每怀奇士辄兴悲。同侪团结事征诛，解放军先辟坦途。地下若逢秦叶邓，深期携手暗匡扶。”革命胜利在望，以此告慰战友。

登陆前夕，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华中”号上还开了个别致的海上庆祝会，丘老留下了“金辽解放新生活，引项长歌辄饮茶”的诗句。12月初，“华中”号在接近丹东的大东沟抛锚，改成小船上岸。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等前往迎接，一行人到丹东后，转乘专列于12月6日到达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沈阳。

今日公车入国门

时任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彭泽民，是第三批离港北上的。当时，彭老已是71岁的老人了。这批民主人士较多，除彭老外，还有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龚饮冰夫妇，以及魏震东、徐明等，卢绪章等随行。

1949年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三个文件。农工党同志从此要立下宏愿，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次租用的是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上船时间定在12月26日深夜，即圣诞节后第二天。对这批民主人士北上，中共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副主席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指示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安排住在大连最好的旅馆、举行欢迎宴会并做好接待工作等。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当时，彭老在香港已是一位造诣较深的名中医，旅居海外的众多子女、亲属都希望他“功成名退”，安居晚年。但是，当方方同志前来转达毛主席、周副主席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时，彭老慨然应允。

1949年1月1日，沈雁冰（茅盾）请“阿尔丹”号上同行的民主人士签名留念，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签名册。图中左侧小字为：一九四八年底茅盾等离港北上，途中船上。

登船前，彭老扮作华侨富商，西装革履，口袋里装有一份订货单，事先还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当晚，彭老由时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周而复负责接送。周在其《往事回首录》中写道：“事先我和他商量好行动计划，按照规定时间，到了他住在西环的家，我乘车到了六国饭店附近下车，漫步走向海边。”杨奇回忆道：“我和周而复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级走下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这是彭老登上“阿尔丹”号前的最后场景。

途中，同船人述说革命经历。李济深在1月2日日记中写到：“彭泽民先生讲说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与南洋吉隆坡革命会成立经过与发展，及辛亥后国民党之腐化，孙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情形，及后更组中国国民党；后蒋介石叛党，宁汉分裂，汪（精卫）动摇，后被汪开除党籍情形。”

这次北上，彭老感慨万千，留下了“海面狂涛姑忍渡，春风将近到吾船”的诗句，那种获得解放、自由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距彭老阔别故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赋诗写道：“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12月31日晚，为迎接1949年元旦，民主人士们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与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席聚餐，共度新年。然而，这次航行并不顺利，“阿尔丹”号虽经过修理，但时速较慢，途经青岛海面时，又遇上逆风，坏了一个引擎。所以，直到1月7日上午，“阿尔丹”号才缓缓驶进大连港。

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前来专程迎接，还邀请朱学范一同前往。到达后，彭老一行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李、张还到各个房间看望。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后转乘专列去沈阳。

解放声中到大连

参加第三批北上的朱蕴山，是以民革领导人身份受邀北上的。朱蕴山是农工党创始人之一，与邓演达感情颇深，曾任“一干会议”干事。

朱蕴山和李济深住船长房，其他人等住在船员室。船行海上，众人轮流讲述革命经历，生动活泼，不甚寂寞。1月4日，轮到朱蕴山来讲，他讲述了自己参加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役的情况，更详细谈了故友邓演达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会（农工党前身）组党的情况，众人听了不胜感慨。

李济深在当天日记中详细写道：“朱蕴山兄……后得孙夫人、邓泽生及陈友仁函（从欧洲来函）组中华革命党，后改行动委员会。泽生被捕后，（第）三党无人主持，因之停顿。伯钧后改为农工民主党，故未参加。本人一本国民党改组精神与共合作，始终如一。”

北上途中，朱蕴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赋诗多首，以诗言志。在《夜出港口》诗中写道“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充满期盼。在《过台湾海峡》诗中写道“寇去哪堪重陷落，海天恨望郑成功”，表达了对祖国面临分裂的忧虑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渴望。

到大连后，朱蕴山激动万分，感到确实到了一个新世界。于是在《到大连》诗中，写道“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狼烟扫净疮痍复，回首分明两地天”。

将军辗转脱虎口

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早期领导人黄琪翔，也是经历各种磨难，克服重重困难北上的。

早在1948年9月间，黄琪翔应召回国。在面见蒋介石时，黄因坚持和平解决国内问题见解，招致蒋极为不满和失望。蒋极为不悦地对黄说“你不必再回德国了”，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辞修（陈诚）”。黄琪翔深感处境危险，回到上海家里，对夫人郭秀仪说：“蒋介石的意见不能公然抗拒，因为周围已有特务在监视。如果去了台湾，可能就回不来了。”郭劝丈夫到香港后从机场溜走，黄琪翔担心如果这样做，一家人就会被国民党抓起来。不得已，黄琪翔去台湾见了陈诚，后又托词回上海接家眷而离开。回来后，黄琪翔化名黄仪清，经过化装，偕同家属，从上海潜往广州。后在农工党欧阳平的帮助下，辗转到达香港。

甫到香港，黄琪翔就在报纸公开发表声明和谈话，公开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很快，黄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表示要立即到解放区去。嗣后，黄接到中共方面消息，因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在南方做些工作。这样，黄琪翔留在香港，对农工党的组织活动极力支持。据彭润平（彭泽民女儿）回忆，彭老北上后，十分关心留港同志的政治抉择，信中提到“杰（郭冠杰）、琪（黄琪翔）、平三兄所嘱之事，要待主其事者到京方能面商。尤望琪兄多注意此间主张，一切勿作他想，以免物议为盼”，这也从侧面说明，黄琪翔这时已大量参与农工党工作。

1949年8月间，黄琪翔接到中共同志通知，约他到北平去，并准备好了船位。黄琪翔十分兴奋，决心带领全家奔向解放区，并于8月28日乘坐太古公司“岳阳”轮先行北上。同船的，还有爱国华侨司徒美堂等。六天后，“岳阳”轮到达天津塘沽港，随即转乘火车于9月4日到达北平，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等热情迎接，入住北京饭店。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图为彭泽民（前左二）代表农工党在大会开幕式主席团入座。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农工党代表和候补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李士豪、李健生、郭冠杰、彭泽民、王一帆、郭则沉；后排左起：杨子恒、杨逸棠、严信民、王深林、张云川、何世琨。

10月1日，黄琪翔身为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晚，黄琪翔给远在香港的妻子郭秀仪发电报：“秀仪，变卖所有财产，不留一根草!速来京。琪翔”。这样，郭秀仪便将坐落在九龙太子港的花园楼房卖掉，得款十二万元，资助了许多农工党同志，并于1950年携带家眷前往北京定居。

群贤接踵向北行

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央执行委员的季方接到北上通知时，正担任华东解放军官教导总团团长，欢欣鼓舞地准备随“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通知季方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定2月底3月初到达北平。原来，随着解放战争迅速推进，农工党各地组织纷纷由地下转为公开，内部成份复杂，鱼龙混杂，问题很多，领导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于是，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商定，由季方负责整理农工党的党务。季方抵平后，即从北平开始整理党务工作，宁、沪解放后，又去南京、上海整理党务工作，一直忙到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前夕，才赶回北平出席大会。

到达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及家属，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图中左上角坐石头最高处高者为韩兆鹗。（照片原为楚图南后人提供给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旧址纪念馆所用）

严信民、韩兆鹗（字卓儒）两位，历经辗转于1948年12月前分别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当时，严、韩分别担任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两人在中共地下党协助下，进入解放区，转至李家庄，并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1月16日，周恩来副主席还亲往李家庄看望民主人士并报告形势，大家倍受鼓舞。

李伯球、杨子恒是第六批离港北上的，两人都是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一批人数最多，既有民主党派名流，也有文化艺术精英，他们于3月21日起航、3月27日抵津，乘坐的是悬挂挪威国旗的大兴船务公司“宝通”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后来担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的沈其震。

农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任“一干会议”干事的郑太朴也接到了北上的通知，并踏上了由沪赴港的“渣华”轮。但不幸的是，1月20日，他因脑出血在港去世，“出师未捷身先死”。新中国成立后，郑太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还有其他农工党老一辈领导人，如郭冠杰、张云川、王深林、李士豪、杨逸堂、郭则沉、何世琨、李健生、王一帆，以及邓昊明等，北上同样经历千难万险，虽然具体行程已经不可考，但在关键历史关头都作出了正确政治抉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民主人士北上后，中共对留港家属，也都做了安排。比如，彭润平回忆道：“我们家每个月都到《华商报》那小阁楼，我和我姐姐去领生活费，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来源，这是我印象深刻的！”

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们从农工党老一辈领导人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故事中，不仅看到了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初心所在，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后记：为研究这段历史，笔者查阅了大量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有关史料，然而涉及农工党的线索却很少，或是只言片语，或是语焉不详，加上时间已久，亦或记忆有误，造成个别时间不好断定、一些地点不好考证、不少人物有所出入，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部分照片由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张意愿同志、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史宝强同志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常云岐 系农工党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