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百货(男子给事故汽车换车玻璃，因进口玻璃太贵决定自己开厂造国产的)

曹德旺：一副拐杖撞开财富之门

邓小平1984年的南行并没有在广东结束。2月7日，他视察完深圳、珠海以后，又乘火车赶到福建厦门。

在厦门的四天内，邓小平继续和基层群众交流，还登上“鹭江”号游艇领略海上风光。时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汇报工作，提出将厦门特区由2.5平方公里范围扩大至全岛，并建立自由港，邓小平表示赞许，同意“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行程结束前，他在厦门特区管委会二楼会议室挥笔写下：“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从深圳、珠海到厦门，邓小平三次以题词发表见解、传达指示，不断肯定：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还要办得更快更好。

受到邓小平南行的鼓励与鞭策，3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聚首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企业家精英各抒己见，大胆建言，最后在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等人发起下，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给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信。

“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公开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公开信的“放权松绑”诉求十分明确，主要集中在三条：财权、人事权、经营权。财权方面，企业可自主制定浮动工资、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形式的薪酬制度和奖惩规则，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自行支配，随税利增减而浮动，不保底、不封顶，上级部门不得干预。人事权方面，工厂正职可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批准，其他管理干部企业自行任免，干部“终身制”“铁交椅”的陋规须打破，做到能上能下，上级部门不能干涉。经营权方面，企业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后，可以利用原材料增产的产品，价格允许“低来低去”，“高进高出”。

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第三章松绑与放权这封公开信用词谨慎，申诉合理，黄文麟在会议当天就将公开信上呈项南，后者立刻批示转发给《福建日报》，还提前拟好“编者按”。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公开信，福建省委组织部专题研究，同意给企业“放权松绑”，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一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要位置报道福建的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并配发“编者按”，对这种做法大力颂扬。随后，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转载、评论，“松绑公开信”成为全国性事件，影响深远。

后来的事实证明，“公开信”并非完全是厂长、经理的自发行为，而是福建主政官员借众人之口推动改革放权的“双簧剧”，主管企业改革的黄文麟是具体执行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绝后的一次企业家向政府部门公开呼吁放权的标志性事件，后来3月24日这天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受此影响，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又发布《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两年后国务院全面推动《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企业主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20年后，有记者追踪访问当年“松绑公开信”55家企业中的参与者，结果令人吃惊，其中1/3破产，1/3被兼并，还有1/3举步维艰。当事者之一、福州阀门总厂原厂长陈一正感慨说：“我常常问自己，当时要的权用好了吗？”

身在福建福清的曹德旺感受到邓小平南行带来的改革之风，却并未亲历“松绑公开信”。

曹德旺身形敦实，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如果不是考究的衣装衬托，看起来与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一如他并不出众的样貌，30多年来曹德旺在中国企业界默默无名，尽管他以国内市场占有率70%、全球市场占有率近20%的市场地位成为“玻璃大王”，坐拥数百亿产业，但其知名度仍仅局限于行业内。可是，近年来随着他在慈善领域持续不断的大手笔投入，尤其是头顶“中国首善”的光环以后，他开始名声大噪，并以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形象广为人知。

“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主人公。”这是2009年在蒙特卡罗领取“安永全球企业家奖”期间，曹德旺总结人生时所下的断语。他经朋友推荐看过这部当时热映的奥斯卡获奖电影，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惊人相似。

1946年5月，曹德旺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股东，1949年为躲避战乱回乡，途中财物尽失，家道由此衰落。由于家境贫困，曹德旺9岁才上学念书，15岁读到初一就辍学。母亲向生产队申请领养一头牛，曹德旺每天早出晚归放牛能挣两个工分，但没过多久，村民就多次批评曹德旺牛没喂饱。一年之后，父亲对他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此后十余年间，曹德旺先后修水库、拉车、卖水果、倒烟丝、种白木耳，当农技员、炊事员，这个不安分的青年为“想要过好日子”而一直折腾，30岁那年他又跑到镇上的玻璃厂当销售员，7年后这家生产水表玻璃的工厂陷入亏损泥潭，曹德旺找人合伙承包下来，当年盈利20万元。他说：“工厂设备投资了六七年，已经非常破旧。我让工人三班倒，设备不停。设备摊销下去了，量上来了，当然被我赚到了。”

1984年，一句傲慢的责骂让曹德旺猛然顿悟，事业和人生迎来惊天剧变。

这年他去武夷山游玩时给腿脚不便的母亲买了一副拐杖，乘坐的是一辆日本产小轿车，还未坐稳司机就粗暴斥责说：“你小心点，别撞坏汽车玻璃了，一块原装玻璃几千块，撞坏了你赔不起的！”曹德旺性情刚烈，不以为然地回应：“我看也就50到100块钱，怎么能值几千块呢？”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落后，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

尽管人家粗暴无礼，但还真没骗他，较真的曹德旺后来打听到汽车玻璃确实卖几千块。他敏感意识到：“如果我能制造出这样一块玻璃来，并且定价仅1000元，不是既利国又利民，还能赚到钱吗？”此后曹德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国营背景的上海耀华玻璃厂，随后他买图纸，装设备，到1985年8月，汽车玻璃生产线就开始投入生产了，到年底仅4个月时间就盈利70多万，整个镇子都沸腾了：“这哪里是工厂啊，简直是印钞票的机器。”

与此同时，曹德旺的慈善开端几乎与商业发迹同步。

1983年，曹德旺刚承包连年亏损的玻璃厂时，他的小学老师就上门请求捐赠几万元添置新课桌，他二话没说就掏钱了。1987年，福州市某领导在曹德旺的一项捐赠仪式上邀请他到灵石寺考察，行程结束时他立即出资12万元启动古寺维修工程，此后20多年一共为此定点捐助对象投入2000万元，即使期间因经营困难资金不足，他借钱也要捐赠，从未回绝或中断。这只是曹德旺捐建寺庙的起点，后来他先后为修建其他庙宇总投入达数亿元，其中仅高山镇崇恩寺就斥资1个亿。

尽管热心公益、注重公共关系，但曹德旺对“官商”嗤之以鼻。他说：“不应该提倡官商相护，利益勾结，经商也要坦坦荡荡。做商人不能提倡胡雪岩的做法。”多年来，他把“我连一盒月饼都没送过”经常挂在嘴边，以表达对政商关系的态度。

曹德旺第一次与地方官员闹翻是在1986年。这年2月，他在“整党”的风潮中被视作反面典型，调查组进厂把账簿全部没收，“他们认为没有鱼也有虾，抓你绰绰有余”。先查偷税漏税，问题没查出来反倒退税5万元；又查贪污腐败，结果曹德旺拿出批条字据逐项对质。面对哑口无言的审查者，曹德旺满脸愤怒，拍案而起，摔门扬长而去。“为什么会整我呢？就是因为我不巴结他们不买他们的账，”曹德旺后来说，“我是软硬不吃，你别跟我来这套，咱们坐下来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风波并未平息，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镇政府领导继续上告，先后把案子告到福州市、福建省，最后捅到中纪委那里，后来省市县三级调查组进驻工厂审查，最终结论是曹德旺没问题，镇党委改组，降一级全部调离。当年农村整党由农委负责，时任省农委办公室主任曹德淦正是曹德旺的哥哥，尽管每份文件都由他经手转交领导，但曹德旺不让插手。在此次事件中秉公执法的曹德淦深受领导赏识，从正处提拔为副厅，后来官居副省长、人大副主任。

此后曹德旺与官员“作对”的例子屡见不鲜：身兼公司董事长的副县长让外甥承包工程，却因质量不好被他扣掉40%账款；主办方违反国际龙舟邀请赛赞助协议，他当着官员、媒体的面把奖杯扔进河里；因股票上市获得80万股奖励，他与省领导及银行行长吵得“全福建都知道”。谈及往事趣闻，曹德旺笑说：“福建人说我是希特勒，叫我‘曹特勒’。”

“处理政商关系，不能随大流，要给那些官员树立原则，”曹德旺说，“佛家持戒，第一就是要戒贪。”由于经常顶撞得罪官员，曹德旺提醒自己：“我把自己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因此我就不会犯规。我没丢下什么（把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捡的。”

曹德旺不仅对官员从不妥协，对外方合作者也十分强硬。1996年，福耀将42%的股份卖给法国圣戈班，通过合作“向法国人学学先进的东西”，头两年，对方给他配好车，待遇优惠，但一提起以福耀品牌走向全球人家总不置可否，曹德旺意识到别人不希望福耀做大做强，只当作扩展业务的分公司，于是他奋起反抗，对方故意刁难：“小股东应该服从大股东，要么你收购我的股票。”对方认定他拿不出钱，可他拿公司股票做抵押从民间借贷2000万美元，购回法国人的4亿股股权。

回购后福耀负债率高达68%，法国人等着看曹德旺的笑话，他认为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发誓要把福耀发展好，将来把4亿股票全捐出去。2009年，福耀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4亿股票价值10亿美元，还清借款后，他打电话给法国人：“我要捐了，你是否回购？”对方一听报价10亿美元当场放弃，曹德旺露出狡黠神情：“我也没想过要卖给他，我看待自己的股票就像黄金一样珍贵，捐出去是给社会作贡献了。”

当年与法国人合资生产的汽车玻璃有不少销往美国，卖给批发商每片才二十七八美元，零售价却卖到100美元。曹德旺就跑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买地建仓库，然后建厂自产自销，没想到3年亏了几百万美元。后来有美国人给他出主意：关闭仓库，直接卖给三级批发商。他听从建议，打破美国市场层级的惯例，扭亏为盈。2001~2005年间，曹德旺花费一亿多，在美国、加拿大打赢两个反倾销案，福耀成为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中国企业，全球震惊。至今提及，曹德旺仍义愤填膺：“他美国人拳头大，就可以欺负我？我就把事情捅大，让全世界来评评理！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跟他干！”

这种坚强不屈、勇于斗争的精神，让曹德旺无论身处哪个领域都成为“颠覆者”，权力、规则都不值一提，他忽略面子，永远追求最本质的内容，做慈善同样如此。2011年5月，在视察高山镇德旺中学建筑工地时，曹德旺指着几个球形建筑责问：“有必要搞这么个东西吗？”工程负责人解释这是“八大星系”，方便学生熟悉宇宙，他才舒展眉头。前几年，普陀山计划分批募集资金修建佛塔和讲经院，曹德旺却提议，他捐资先修建一座塑有10种造型、10000尊观音像、造价七千多万元的13层万佛宝塔，由信众出钱供奉，再用这些钱修建讲经院。讲经院耗资数亿，大部分来自万佛宝塔的收益。

将企业管理中的成本理念、创新精神复制到慈善事业中，看似抠门，其实曹德旺是将每分钱落到实处，以最大程度帮助更多的人。2010年，在捐助西南五省抗旱时，曹德旺与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史上最严苛”合同：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发放到近10万真正的灾民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最终这笔善款顺利得到落实，曹德旺以“慷慨而抠门”的手段创新慈善模式。

2013年12月14日，曹德旺毫无意外地当选“CCTV年度慈善人物”，颁奖词写满褒扬：“为善20年，他是个人捐款高达50亿元的企业家，从捐款问责到股权捐赠，创办家族基金会，他开创了中国慈善领域多个先河。”结尾别出心裁地以他名字总结道：“‘德’行天下，福‘旺’人间。”尽管当时荣誉未满，质疑纷起，主持人在颁奖现场也毫不讳言提及，曹德旺面带微笑按住胸口说：“质疑可以让他们去质疑，关键我们自己手按在心上说，我应该怎么做是对的。”

他不仅视质疑如风吹过耳，对政府官员从不逢迎讨好，亦不与商界大佬称兄道弟混圈子，特立独行，雄浑生猛，这种风格在中国企业界堪称异类。他白天在全球市场高呼“进攻”，夜里却在佛前诵经默念“放下”。他低调经营，对成本斤斤计较，视财如命，又高调慈善，对捐赠一掷千金，从不皱眉。

放下矛盾对立、难以捉摸的纠结，屏蔽“玻璃大王”与“中国首善”的光环，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实还原曹德旺的本色人生。

鲁冠球：“这辈子我跟定共产党了！”

与曹德旺不同，老牌企业家鲁冠球热衷政商关系，其运用拿捏技术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是鲁冠球出生的地方，父亲是上海一家医药工厂的员工，收入微薄，鲁冠球自幼跟随母亲留守农村。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而是进入萧山县铁业社，成为老铁匠的小学徒。转眼间三年过去，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精简工人，鲁冠球成为被裁员的2000万工人中的一分子，好在他已学会手艺，先是回到农村开办自行车修理铺，后来又办起米面加工作坊。然而，在那个年代，私营经济被国家明令禁止，鲁冠球的作坊只好关门。

1969年，中央颁布文件，每个人民公社允许开办一个农机修配厂。鲁冠球和6个朋友商议后，在宁围公社办起农机厂，所谓的“厂子”其实就是一间80多平方米的破厂房，任务是为公社及周边提供配套的生产农具。鲁冠球先后变卖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房子，将钱全部投到工厂，当时厂房堆满积压产品，主要是万向节，形状像一个十字架，尺寸大小不一，连接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因为没有销路，厂里已经半年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

鲁冠球带头组织骨干员工天南海北寻找销路。听说山东胶南县要举办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鲁冠球毫不犹豫地租了辆车，带上销售科长，载满“钱潮牌”万向节直奔山东。可因为乡镇企业的身份，鲁冠球根本进不到场内，销售科长怒气冲天地反问：“这不是瞧不起人吗？乡镇企业怎么了，难道我们是后妈生的？”鲁冠球安慰道：“又没有说不准我们在外面谈。我们可以在场外摆地摊嘛！”

然而，三天之内，没有一个客户上前询问，鲁冠球派人到订货会上了解，原来问题出在价格上，他决定降价20%销售，于是订单蜂拥而至。当天晚上，鲁冠球回到旅馆，发现当天竟然订出210万元的万向节，产品也在行业内一炮打响。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鲁冠球长期坚持读报。1979年，他无意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名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的社论。读完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判断，接下来中国将会大力发展汽车产业。就在这一年，鲁冠球将其他业务砍掉，主攻万向节生产。此时，鲁冠球将自己的理想和这个零部件紧紧连在一起，他认为，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都不可能少了万向节，他这辈子就要扑到万向节上。

果然如鲁冠球所料。1979年，国家机械工业部希望从全国56家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挑选出三家顶尖企业，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因为鲁冠球的工厂属于乡镇企业，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他甚至连参加考核标准的文件都无法看到。可他并未罢休，而是派了个“密使”，通过朋友托朋友的办法，利用国营对国营的由头，将那个整顿企业条例拿到手，按照条例中的400个标准逐一进行整改，最后，萧山万向节厂以99.4的最高分挤进“三强”，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定点制造厂。

在整改过程中，鲁冠球最注重的就是产品质量问题。有一次，鲁冠球接到一封退货信，这封信是安徽芜湖客户寄来的，在信中说万向节出现了裂缝，要求退货。鲁冠球立即找来供销科长，对他说：“我们厂的信誉最重要，你马上把合格产品连夜送去，换回不合格次品。”他派出30多人，跑遍全国客户，将不合格的产品都背回来，并在第一时间给客户换成合格产品。鲁冠球个子不高，平时笑声格外爽朗。可是面对背回来的3万套不合格产品，他再也笑不出来，当场下令将不合格的3万套万向节立刻装车，直接运往废品公司。6分钱一斤当废品卖掉，一个都不剩，损失高达43万元。据与鲁冠球熟识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他曾问鲁冠球：“企业家抓质量和重诚信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回答是：“怕被人骂。”吴追问：“只要赚了钱，骂了又如何？”这时，鲁冠球满脸通红，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孙子的照片，说：“骂我就算了，以后一直会骂到这小子。”

鲁冠球热爱学习，无论是画满条线圆点的《资本论》还是松下幸之助的传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经济专著，都能够在他的床头柜中看到。每天他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用来读书。边读书边做笔记，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日常作息：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6点50分到达公司，18点45分的时候回家吃饭，到了19点，他会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结束后，他会继续处理白天没有处理完的工作文件，21点左右便开始读书看报看资料，22点30分左右困倦的时候，他就冲个澡，继续读书，直到零点左右，他才肯上床睡觉。这就是鲁冠球一天的生活，也正是他热爱读书看报，让他拥有更多机会，学会更多企业经营的方法。

1983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肯定了民营企业家存在的合理性。当年3月份，农村开始实施承包责任制，鲁冠球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将自留地种的2万元苗木全部做抵押，承包下萧山万向节厂，这一次，他要在工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过去生产和管理都靠命令，干部忙着催工人干活，一线工人却拖延敷衍。承包分配到每个车间、班组和个人身上之后，工人恨不得天天加班。在产品质量方面，每个人的产品都自己进行检查，然后再进行相互检查，工人之间自觉立了一条规矩：生产出一个废品按生产5个废品处罚，质量也有了保证。承包第一年不仅完成任务，利润还超额154万元，以后他每年超额完成承包任务。

狠抓质量、严控成本，鲁冠球一步步将“钱潮牌”万向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84年3月的一天，北京的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打电话来，说美国客商奥当罗要到万向考察。这让鲁冠球非常紧张，当时钱塘江畔还立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依据政策规定，西装革履的外商根本无法抵达杭州，最后市委书记拍板，破例同意。在生产车间，奥当罗随手拿起一个万向节零件亲自到测试室检测，然后交口称赞，他代表美国舍勒公司当场签下3万套万向节的订单。当年8月，3万套万向节抵达大洋彼岸，万向创下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美国第一的纪录。

这是鲁冠球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1992年万向派员驻扎美国，两年后在美国成立公司。2001年8月，万向收购美国UAI公司，六年后，万向收购美国AI公司3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2013年1月，万向以2.566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公司。2014年2月15日，万向以1.49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电动车企业菲斯科公司，鲁冠球在国际化道路上高歌猛进，离造车梦想也更近一步。

1984年4月，在三次申请入党之后，鲁冠球终于被组织批准，萧山县委组织部长为他主持入党仪式，县委书记特地前来祝贺。鲁冠球曾在不同场合说：“一个家庭不能没有当家人，一个国家要有正确的领路人，这辈子我跟定共产党了！”“共产党员要从吃苦在前、吃亏在先做起。”“只要对党和国家有利的事，我都干。”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鲁冠球就想要入党，可是因为历史原因，入党申请书一次次被退了回来。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他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自律更苛刻。1986年春，杭州市委在省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堂党课，授课者既不是书记市长也不是专家教授，而是入党才两年的鲁冠球。课程结束后，他的报告作为必读材料印发到全市各级党组织。

1984年、1985年两年，万向节厂的产值和利润增速每年分别达到55%和76%，按照承包合同中的奖励方案，1983年到1985年3年间鲁冠球可以拿到44.9万元奖金。这让他左右为难：不拿奖励，有人会说他沽名钓誉，甚至还可能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可他发自内心的不想拿这笔钱。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自然表态要履行合同，但是数目太大，此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只好报告给上级领导，回复是“应该兑现合同”。当时鲁冠球正在北京参加会议，他匆忙寄回来一封信，郑重表态：“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几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最终，鲁冠球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全部用在了为工厂培养人才和建造乡村小学上。

1991年，万向节厂成为全国第一家建立党委的乡镇企业，鲁冠球被选为党委书记。他认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管理中是十分关键的，党员要起到带头作用。万向集团每年都会召开三个不同性质的大会，分别是：企业每年的年终总结大会，7月8日的企业创立纪念大会和7月1日的建党纪念大会。

到2014年，鲁冠球创业整整45年，堪称当今中国资格最老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商业经历和成长轨迹就是改革开放的真实映照。“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万向才有今天，我是改革的受益者、实践者，也是见证者，”鲁冠球曾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里有我们的今天，讲得大一点，改革开放就是把国门都打开了，大家都可以走向世界，自由发展。而这在我刚刚创业时都是不敢想象的。”

在鲁冠球身上充满浓重而神秘的政治色彩，他时刻讲政治，却刻意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始终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改革开放的尺度为半径画圆，艰苦奋斗追求圆满。

马胜利：“一包就灵”的“马承包”

马胜利是另一位政治色彩鲜明的改革标志性人物，结局却比鲁冠球悲凉许多。1984年，正是马胜利春风得意的黄金岁月。

1984年3月，石家庄造纸厂接到上级命令：当年必须实现17万元的利润指标。厂领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推脱，声称根本完不成。时年45岁的马胜利担任业务科长，他在中层干部会上质问领导：“咱能完成任务为什么不接呀？”没想到领导不但没有回答，劈头盖脸就是一句狠话：“你倒积极，那你干吧！”

当天下班之后，马胜利没顾上吃饭，趴在桌子上赶写“决心书”。3月28日，他将名为《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张贴在厂门口。他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承诺年底上缴70万元利润，工人工资也会翻番，他立下军令状：“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那时厂长都是由上级领导机关直接任命，马胜利的行为无疑威胁到领导地位，厂长孙文敏说他有“抢班夺权”的野心，竟然将他免职了。马胜利不服气，找市委书记评理，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将出台，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国企体制改革的事情，对于马胜利的“承包”行为，市委书记是非常重视的，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有针对性的“答辩会”。

马胜利在答辩会上有条不紊地讲出具体承包策略和生产计划，他是业务科长，懂得改变产品结构和原料结构对生产的重要性。恰巧新闻报道中提及当年棉花产量大幅增长的消息，马胜利觉得棉花丰收对造纸厂翻身是绝佳的发展契机，因为棉花丰收，老百姓会用新棉花做棉被，造纸厂完全可以回收被淘汰的旧棉被，加工造纸。当时造纸原料多是棉短绒，每吨价格2000多元，而旧被套不过200多元，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马胜利的演讲博得领导的热烈鼓掌，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由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承包合同写道，如果马胜利完成任务可以获得超额部分10%的提成，如果亏损则就地免职。

重新进厂后，马胜利以厂长身份总揽全局，孙文敏只好告病回家。可是，离了孙文敏，马胜利短期内根本玩不转，于是“三顾茅庐”的典故在两人之间再次上演。

第一次，马胜利吃了闭门羹，孙文敏根本不理他。

第二次，马胜利带了很多礼物，孙文敏还是不见。

第三次，马胜利终于进了孙文敏的家门，他开口就说：“我承包，就是冲着你能干，才想着一起干的。你不干了，我怎么承包啊？你得帮我，我离了你不成。”

孙文敏闻言颇受感动，终于被马胜利的诚意打动，于是回到造纸厂担任主抓生产的副厂长。马胜利之前是厂里的业务科长，清楚调整产品结构和实施销售激励机制对提高业绩的意义。造纸厂生产的都是家用卫生纸，马胜利将原来的大卷纸变为六种不同规格的纸，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他还将一种颜色变成三种颜色，并创新推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

马胜利上任之后，造纸厂的新鲜事一件连着一件，比如现在厨师头上戴的高挺的白色帽子，就是马胜利发明的。女性用的卫生巾也是他首创，之前辞典上根本没有这个名词，属于马胜利自创。他还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工厂焕发活力。

承包第二个月，造纸厂的利润额就超过了21万元，比原定的全年指标还高出将近5万元。第一年承包到期，财务对这一年盈亏状况的统计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马胜利不仅完成了70万元的利润指标，而且还超额创造70万元的利润，这意味着他承包一年盈利140万元。

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媒体竞相报道。1985年7月26日，《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的通讯在各大报纸均有刊登。马胜利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马承包”在全国声名鹊起，“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马胜利开始参加各种座谈会，他在演讲中提出“三十六计”的承包策略，在座谈会上分享“七十二变”的承包思路。

作家高峰在《马承包新传》中曾记录过马胜利的魅力和风采：“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一时间，马胜利的承包思想成为国营企业走出困境、实现盈利的灵丹妙药。

1986年年底，马胜利荣获“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的称号。“马承包”出了名，很多处于经营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不远万里来找马胜利，希望他能承包。马胜利很少拒绝对方，将各地亏损的造纸厂都悉数接收，准备大干一场。

1988年，马胜利的“承包大业”开始走向全国，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承包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囊括100家造纸企业、以“中国”打头命名的集团公司——“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由马胜利一个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年产值一度达到4亿元。此刻，没有人会怀疑他的“中国承包梦”，毕竟马胜利是曾受到邓小平4次接见、头顶各种荣誉的经营大师。这一年，马胜利和鲁冠球等20人荣获全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中国仅他一人两次获此殊荣。

“那是我最风光的时候。”马胜利后来回味道，“我越干越想干。那时候，我母亲还活着，她老说我是‘人来疯’，越有人说，干得越起劲。”有朋友担心他步子迈得太大会出问题，劝他适可而止，可是马胜利已经身不由己，他也听不进别人的劝说和提醒，他说：“我激流勇进，就不退，越在这时候越不退。”

“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组建之初，马胜利大胆将100名招工指标留给那些刑满释放、劳教解除的年轻人。起因是他看到工厂有两位老员工的儿子因为劳教解除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他们找到马胜利帮忙，后者当场就爽快答应下来。马胜利认为一个优秀的工厂不能单看它开除人和处分员工，更要学会培养员工，改造员工。他亲自拟定一份“特殊”的招工标准，专门招收刑满释放、劳动教养解除的人员以及因为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被其他工厂开除的人。一时间，不少“失足青年”进入马胜利的厂子，努力工作。

马胜利并购的第一家跨省企业是山东菏泽造纸厂，在并购初期经营效益还算不错。紧接着马胜利转战云南、贵州等地，承包当地所有的造纸厂。因为承包造纸厂就要派驻干部，最后无人可派，他竟然连原来任石家庄造纸厂的班组长都派出去当厂长。

从1989年开始，“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旗下的造纸厂纷纷爆出“失利”新闻，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马胜利的集团，马胜利也对外宣布：“停止并购新的造纸厂，今后不再进行跨省经营。”此时，集团效益出现大幅度滑坡的现象。渐渐地，指责马胜利个人英雄主义的声音开始出现、传播。

1990年，财务统计当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额超过300万元。到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彻底解散，三年后，“厂长马胜利”这块铜字招牌被勒令从石家庄造纸厂门口拆除。曾经风光无限的马胜利也在1995年被免职，56岁就早早退休。就在这一年，石家庄造纸厂因为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破产，两年后被朝阳企业集团接手。

对于被免职的前因后果，马胜利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他还坚称：“我不觉得当年的企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现在也说不清免我职的理由。”马胜利有些愤愤不平：“免我职的局长跟我借100万元，说是局里用，我说没钱。就为这事，他们还派人查我的账，账面没问题，就把我免了。”为了表达心中不满，马胜利后来建过一家小纸厂，生产“冤枉”牌（后改成“援旺”）卫生纸、“六月雪”牌餐巾纸、“窦娥”牌卫生巾，纯属意气用事。没过几天就被有关部门查封仓库，工厂关门大吉。

这是马胜利的一段伤心事。赋闲后他每个月只能靠领取135元的基本生活费度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六口人的日常开销。“每天上顿白菜，下顿白菜，吃得我现在看到白菜就反胃，”马胜利说，“我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为维持生计，马胜利在石家庄街头开了一个不大的包子铺，开业不久就被他曾经帮助过的“失足青年”给“砸”了，他们还争着说要给马胜利养老。后来他又开办马胜利纸品经销公司，没过几年也“无疾而终”。1999年，马胜利决心重新出山，筹划组建“马胜利造纸厂”，但随着政府将退休金提高到每月930元，他又放弃了创业的念头。

2003年年底，马胜利出席了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聚会，在会上当众“哭穷”，“泪洒西湖”的情形令人动容，鲁冠球当场决定资助他5万元钱，汪海和他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聘请他为副总裁。后来马胜利对这段往事揭秘道：“2003年的西湖聚会是国家牵头举办的，因为2004年要开始实行年薪制，老马哭穷，使得众多国企老总受益。这些都是经过策划的。”

2014年2月6日晚10时40分，马胜利因患肺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6岁。去世前两个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欣慰的是，我没有用国家给的荣誉和权力谋私利。我没有给共产党员、没有给改革者脸上抹灰。有人说老马失败，我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这一步，我为这一生感到自豪。”当被问起“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去贴那张决心书吗？”马胜利毫不犹豫地回答：“会，我还会。我个人跟改革是息息相关的，没有改革就没有马承包，后来的一切也都和改革分不开。”

马胜利曾说过：“我们那一代人，是奉献的一代，也是牺牲的一代。”

褚时健：一小时决策2300万美元的项目

同样是国企负责人，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然后因为犯错误轰然失败，褚时健的命运要比马胜利曲折得多。

褚时健是以“中国烟王”的名号蜚声商业界的。1979年10月，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的负责人。更早些时候，他在云南武装边纵打过游击。有一次因敌人火力猛烈上级命令撤退，褚时健却孤身一人在战场寻找一个多小时，找到二哥阵亡的遗体。还有一回，他在元江捞木材，因体力透支被卷入江心激流，拼尽力气才游入回水湾，半个小时后才爬上岸。几次经历生死考验之后，褚时健感慨：“临死前想到了生，我明白一点，人在任何时候精神不能垮。”

1984年是褚时健个人命运和玉溪卷烟厂发生惊天剧变的年份。这一年，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的指标给了贵州，因为配套资金需要2300万美元，贵州把名额让给云南，昆明卷烟厂对此很有兴趣。这年秋天，褚时健听说后带着副厂长一起赶往昆明，仅用一个小时就决策上马这个项目。

这是一次搏命的大冒险。当时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元，褚时健将烟厂抵押给银行，贷款引进新设备。26台设备包括10台卷烟机、12台包装机、2台滤嘴成型机、2台输送机。两年以后，一条由英、法、德、意名牌组合而成的生产线正式投产。关心褚时健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提醒如果效益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要抓去坐牢，褚时健后来回忆说：“失败倒没有想过，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此以后，玉溪卷烟厂开始在全国家喻户晓，玉溪、红塔山、红梅牌香烟供不应求。在计划经济时代，双轨制的价格体系让玉溪烟在计划内外产生巨大差价，褚时健的一个批条就能让人获利上千万元。那是褚时健最风光的时候，他到全国各地，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会接见，但这些省部级领导去玉溪卷烟厂考察却未必能见得到褚时健，还需要提前预约安排。

一切在1996年底戛然而止，褚时健的人生从巅峰跌入谷底。

这年12月28日，时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被带走调查。一年之后，新华社披露，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取得重大突破，他被控告和红塔集团其他领导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自己得款174万美元。褚时健向公诉机关坦白说：“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女儿因为无法接受父亲被调查的打击自杀身亡，褚时健痛不欲生：“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着多干干，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在掌权玉溪卷烟厂的将近20年间，褚时健将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解决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增加到70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累计创造利税991亿元，有中央领导笑称玉溪烟厂是“印钞工厂”。然而，他却晚节不保，被判重刑。当时国企高管的收入与业绩严重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功勋卓著的褚时健难免心理失衡，“临退休捞一把”。

这起案件震惊全国，并引发“59岁现象”的大讨论，为褚时健鸣冤叫屈者四处奔走，他的辩护律师马军算了一笔账：褚时健当17年厂长，红塔集团创造利税800亿元，他17年的总收入约80万元，企业每创造1亿元个人收入1000元。“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最终中央纪委领导出面表态，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为原则盖棺定论。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至17年。

在狱中服刑期间，年迈的褚时健患上严重的糖尿病，经常头晕目眩。2002年，褚时健被批准保外就医，告别囚徒之苦，但活动范围限于玉溪地区。

江湖再无褚时健的身影。其实，褚时健一直行事低调，从不愿公开行踪，因为总有人找他求情拿批条，一旦开口将给自己埋下祸根，所以处处躲避推脱，他说：“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出狱之后，因担忧保外就医的敏感身份被关注、宣传，招致麻烦，就更加深居简出。直到近两年，“褚橙”的名气与日俱增，褚时健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尽管他尽量避免抛头露面。

实际上，就在走出铁窗的2002年，褚时健就带着老伴马静芬前往新平县嘎洒镇，在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山种橙子，当时连路都没通。他拒绝了国内外烟商的邀请，离开烟草行业，试图在另一片天地自我证明。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褚时健表示认同：“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还是不服气。早年他看到著名的外国香烟品牌万宝路时，就自问凭什么中国不能生产高档香烟，这才有了红塔山。如今当他吃到澳洲进口橙之后，又发出同样的疑问：凭什么？

2002年褚时健创业之初，万科董事长王石途径云南，专程上山拜访。这位75岁的白发老人头顶草帽，戴一个大墨镜，脸庞被高原太阳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黝黑，穿一件破圆领衫，还和修水管的农民因为50元钱还是80元钱讨价还价，看起来境况不太好，却满怀憧憬地谈论橙子挂果后的情景，王石触景生情：“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从糖厂、酒厂到烟厂、果园，褚时健始终坚持专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以高品质占领市场。当年在玉溪卷烟厂时，他在通海县大搞优质烟叶试验田，提出“烟田是第一车间”的理念，通过兴建水利设施、提供化肥技术来控制烟田，从产业链源头把控产品质量，通海县连续10年排名中国烟叶产量第一。褚时健打通产供销生产销售体系，独具一格，成为中国烟草行业一方霸主。

管理果园，他延续之前的风格。亲自到湖南参观考察，订购、运输、卸载、搬运全程跟在卡车旁边，直到移栽种植。树苗长大后开枝散叶，会争夺阳光和肥料，他就会砍倒过密的果树。对于控制果品大小外观、改进修建枝梢方法等技术环节，他抠得非常细致，比如无论太阳直射还是斜射都要让阳光照到果木。他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个头小、质量差的橙子就让农民先摘掉，他怕别人说褚时健种的橙子不好吃，丢脸，坏了名声。

他经常外出考察学习，还阅读书报杂志自学，提高技术水平。果树栽种4年后于2006年第一次挂果，掉果现象严重，2400亩只收获14吨，褚时健急得夜不能寐，半夜翻书查找原因。2007年他投资建冷库，却因为对温度和湿度标准把握不好，储藏橙果都变质腐烂，请外地专家都无法解决，最终靠自己在书上找到方法。他还研发出独特的肥料配方，由鸡粪、烟沫、榨甘蔗废弃的糖泥等混合而成，成本只要200多元，比市场上1000多的化肥效果还要好，将冰糖橙的甜酸比提高到18∶1，褚时健研究发现这个比例最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一位有20年种橙经验的技术员感慨，褚时健10年掌握的知识技术早已超过他。

褚时健的投资力度非常大。他在果园修建一座足球场大的水池用于灌溉，单引水工程就花了几百万元。有机肥料厂、冷库、鲜果厂投资900万元，每年人工费两三百万元，还有修路、土地流转费用。褚时健说，附近村民年收入才2000元，但他手下的果农每年收入2万元，“种得好的话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资金全是褚时健找老部下和朋友借的，无论成败，提起褚时健的名字，当年旧部都交口称赞，钦佩之至，这种现象在国企并不多见。

十年耕耘，褚时健已东山再起，硕果累累。2012果园年产8000吨橙子，利润超过3000万元。2013年，“褚橙”和柳传志的猕猴桃组合成“褚橙柳桃”热销，“褚橙”销量达到一万吨，年收入过亿元。依靠多年积累的资源、人脉、名气，前些年全国烟草系统要帮褚时健消化1000吨“褚橙”，红河集团就占400吨，厂长是他的弟子。

如今，褚时健的果园继续扩大规模，在永胜县金沙江边种了1300多亩，在新平县漠沙镇种植3000多亩，加上嘎洒镇周边，果园面积达到1万亩。他投资2500万元建造的高档酒店将在2014年投入使用，产业向观光旅游延伸。

褚时健受人尊敬不只因为胆识和壮志，而是其永不服输的精神。他开始种橙的时候就患有严重糖尿病，靠注射胰岛素支撑。12年来每个月有八到十天要下果园，从玉溪到嘎洒200多公里全是山路，每次行车至少颠簸3个多小时，这对一位80多岁患病老人的身体和意志力考验可想而知。他打电话通知第二天早上8点开会，次日绝对准时到达，下属更不敢迟到。

十多年后，2014年3月底，当王石再度谈论褚时健时，他表示70岁如果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种蔬菜，种花卉，“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曹德旺和鲁冠球的成功，得益于股份制改造，国家放权，乡镇企业转型为民营公司，创业者当家做主。马胜利与褚时健的悲剧，虽然都有个人欲望膨胀的因由，但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捆绑和束缚。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不断放权的过程，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时至今日，是否放权依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