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的发展(看宋朝商业的发展，了解宋朝民生，这些你都知道吗？)

在宋代以前中国对西方的贸易主要依赖于陆上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中国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中原通往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汉唐对匈奴和突厥的打压以及对西域的控制，都为陆上丝網之路提供了安全保障。

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北部辽、金、西夏等相继崛起，使宋王朝失去了对陆上丝網之路的控制，通过陆路向西的贸易路线受阻。在宋代中国的经济中心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进一步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转移，江南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极其发达，这为海外贸易的幵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为宋朝长期与周围的辽、金、西夏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军费开支浩大，而农业赋税难以支撑宋朝的运转，所以宋朝非常支持海外贸易的发展。宋朝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个航线，即东线的明州港今浙江省宁波市境内和杭州港以及西线的泉州港和广州港。

其中明州港和杭州港的商船主要是向东航行，目的地是日本和高丽，而泉州港和广州港的商船主要是向西、向南航行，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地区。根据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以及其他资料的论述。

宋朝商船从广州、泉州出发，南下到达今天中国南海地区，然后再通过马六甲海峡，总共经历大约四十天的时间到达兰无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然后再借助季风和洋流到达故临（今印度西南端的奎隆），再从故临出发顺着印度洋冬季风洋流到达波斯湾、红海沿岸以及非洲东海山序。

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是宋朝商人重要的中转地区，它位于今马六甲海峡附近，是通往印度洋以及西亚、东非地区的海上交通要塞，“诸蕃水道之要冲也”。

关于宋朝商船到达印度半岛、波斯湾和红海沿岸进行贸易的史实争议比较少，因为这段历史的相应史料比较翔实、考古发现也比较多。学术界争议较大的是宋朝商船是否直接到达了非洲东海岸进行贸易。

所以相比于唐代，宋朝商船沿着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继续航行，开辟了新的直接贸易地区—红海沿岸，同时也把非洲东海岸纳入到了贸易市场范围。和宋朝直接贸易的国家也多于唐代。

根据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等著作记载，同宋朝直接贸易的国家至少在五十个以上，在宋代今埃及境内的一些地区也开始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如“遏根陀（今埃及亚历山大）、麻罗拔（今埃及开罗）”等。所以说相比于唐代，宋朝开辟了一些新的海上航路，发展了一些新的贸易国家和地区。

宋朝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广州、泉州和明州。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良港和繁华的大都市。宋朝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税赋。这三大港口在南宋时鼎足而立，港口贸易量非常大。

其中广州港自汉唐以来就是海外贸易的大港，宋朝很早就在这里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在三大港口中，广州港的贸易量是最大的。由于广州港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所以广州港有很多阿拉伯商人，他们带来各种奇珍宝货进行贸易。

为了更好地管理海外贸易，宋朝在杭州和明州也设置了市舶司。明州港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高丽，这主要是因为明州便利的地理位置，在季风时节商船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日本和高丽。再加之明州港腹地交通便利、江浙经济发达，这些条件都便于货物的集聚和疏散，明州港很快成为了宋朝重要的良港之一。

为了方便管理对日本和高丽的贸易，宋朝于元丰三年，规定只有明州才是开往日本和高丽的唯一合法港口。高丽对宋朝的朝贡也从明州港登陆，在宋朝长期从事贸易的日本和高丽商人也特别多，“据有关文献统计，宋代到过高丽的商人和水手，有记载可考的即达余人。”

泉州港主要的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南亚地区。宋代福建得到了极大的开发，福建下海经商的人也比较多，闽商在宋朝对外经济活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苏拭曾提过“唯福建一路，多为海商。”

泉州作为当时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繁华，各路富商大贾也常聚于此，各种商品也在这里集聚、疏散。宋人吴澄曾经赞叹泉州城内商品众多。三大港口是外商和本国富商巨贾的聚集之地，各国商品在这里交易，各地商人在此获利也颇丰。

根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诸蕃志》、《日中文化交流史》、《宋代经济史》、《宋代海外贸易》等书的记载，宋朝进出口的贸易产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多为工业原料；另一类是消费品。

进口商品中属于生产资料的有：香料、药材、硫磺、金、银、牛筋、紫矿、木棉纱、木材等。其中部分香料和药材是制造药品的原材料；硫碌是制造火器的原料；金、银是制造金银器的原料；牛筋主要用于制造军事用具；紫矿是重要的工业染料原料；木棉纱用于制造纺织品。

进口商品中属于消费品的是：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琉璃、蕃布、高丽绢、折扇、日本刀、白砂糖、椰子、模榔等。进口商品中有很多是奢侈消费品，如象牙、珍珠等，这些奇珍异玩主要是满足宫廷贵族和富商们的需要。

而宋朝出口的商品多为具有一定技术附加值的制成品，如瓷器、纺织品、铜钱、金银器、乐器等，还有一些文化产品，最典型的就是宋版书籍的大量输出。宋朝出口的商品中也有一些普通产品，如米、茶、糖、酒、扇等。宋朝所有出口商品中以瓷器、纺织品和铜钱为最多。

总之，和唐代相比，宋朝海外贸易的地区更为广阔，海外贸易的商品更为丰富，宋代主要港口也更加繁华。在宋代，海外贸易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发展，其繁盛程度远胜前代。宋代科学技术水平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古代四大科技发明有三项都是在宋代取得的。

宋代的科技革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釆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十分迅速，金、银、铜、铁、煤的产量都大幅提高。宋代铜产量的大幅提高得益于冶铜新技术—胆铜法的广泛应用。胆铜法可以在含铜量很低的铜矿中提炼出铜，这使铜的产量大大提高。

所谓的胆铜法，其实胆铜法就是用铁把胆水中的铜置换出来，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可以在贫瘠铜矿中有效的提炼出大量的铜，而且用时很短。

这种方法最早可能是由炼丹的术士们偶然发现，在五代时期这种方法就有了一定范围的应用，在宋代这种冶铜方法进一步推广，相比于北宋初年，铜的年课税量到北宋末年提高了大约三倍多。

胆铜法的应用使炼铜的生产成本变低而利润大涨。利用胆铜法炼铜，无论原料是胆水还是胆土，都比传统的铜矿炼铜成本要低得多而利润要高得多。在南宋虽然铜的总产量下降了很多，但是胆铜产铜量占铜总产量的比重却在上升，达以上。

由此可见，从北宋至南宋，胆铜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唐元和年间每年铜课税量二十六万六千斤，而宋元丰初年每年铜课税量为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它是唐元和年间的五十五倍，由此可见胆铜法应用堪称冶铜业的科技革新。

宋元丰年间铁的年课税量是唐元和年间的倍。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在《北宋时期中国煤炭工业的改革》，文中对宋朝的铁产量进行了详细论述。他从每年铁的消耗量来推算宋朝的铁的年产量。

宋朝铁的产量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煤炭取代木炭成为炼铁的主要燃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个是炼铁技术的革新，如百炼钢和灌钢法的广泛应用。

所以在宋代工业分布呈现煤铁复合体型，即在产煤地区往往冶金铸造业也很发达。在宋代采煤业得到极大发展，产煤地区也进一步扩大。由于煤不怕潮湿利于忙藏，而且含热量高，所以煤的发现和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宋朝的生产力。

煤不仅用于生活取暖，还广泛用于工业生产。在冶铁业煤炭取代原来的木炭成为新能源，炼出的铁的质量高于前代，用于制造兵器也异常锋利。同时煤铁还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冶金业、铸造业。

煤炭的应用也促进了铜钱的生产，使铸造铜钱的工艺水平大为提高。在靠近煤炭产区的地方，冶铁、铸钱、兵器制造、陶瓷生产等发展迅速。

煤炭的出现解决了北宋前期燃料短缺的问题。铜、铁、锡、铅、煤，这些原料的大量生产，为宋朝大批量生产铜钱提供了坚实的原料、燃料基础，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铜钱产量异常巨大的时代。

宋朝人口的城市化宋代是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期。学者漆侠根据《文献通考户口考历代户口丁中赋役》以及《宋会要辑稿食货》、《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资料统计出了部分年份北宋人口户数。

从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人口户数一直在增长，北宋末年的户数相当于北宋初年的倍，也就是说人口也可能增长了倍。

学术界对宋朝史料记载的户数没有太多异议，对于口数有争议，就是一户到底是几口人。经过学术界近几十年的研究，现在认为一户五口的说法可信度要稍微高些，一些史料对此也有相关记载。

这也就是说北宋末年其境内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一亿大关，其中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比较密集。汉唐在鼎盛时期人口可能大约在五、六千万，和汉唐鼎盛时期相比，宋朝顶峰时期的人口总数翻了近一倍。

人口增长迅速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养活更多的人口成为可能。宋代很多农具得到革新式发展，新型农具被广泛推广。同时宋代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灌溉发达。

中原地区两年三熟、江南地区一年两熟以及双季稻都得到了推广。由于农具的进步、耕种技术的提高，这使得大量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产量大增。虽然宋朝人口众多，但是宋朝奉行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

这使得大地主持有的土地数量不再有上限。在灾年大地主可以廉价地兼并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同时宋代发达的高利息借款也经常吞食农民的土地，这使得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

在宋代，我国契约租個制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個户和地主签订契约，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并向地主交租。农民因此而获得了人身自由，不再被地主或者土地所束缚，可以自由选择签订劳动契约。

由于人口的激增、土地的兼并，这使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涌入城市寻找出路。而宋代的煤炭采掘业、冶金业、铸钱业、陶瓷业、军事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建筑业、商业、海外贸易、城市服务业、都极其发达，大量的官营、私营手工工场以及商业、服务业都吸纳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活动而不是以政务活动为中心的大城市。宋代形成了几大经济区域，分别是以东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东南经济区；

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经济区。城市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城市人口增多，人口城市化加快。宋史专家朱瑞熙根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人口万左右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人口万左右的大城市有六个。

根据上述数字推算，北宋城镇人口总数应该很庞大。而“宋神宗时期全国手工业者可达万户左右，甚至还要更多一些，而这一数字，约占当时总户数的。”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宋神宗年间手工业者就达到总户数的这还不包括从事商业、海外贸易、城市服务业、官员及其家属等其他众多的城市人口。

那么我们保守的估算，宋朝的人口城市化率应该至少在百分之七以上。我们知道，通过近代一百多年的工业信息化改革，中国现在人口城市化率也仅为百分之五十多，还有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城市吸收，那么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在工业改革之前、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人口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这说明宋朝当时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工厂手工业己经很繁盛。

总之，在内需、外需和科技革新的刺激下，原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宋朝已经开始了，而这一切都为宋朝的远洋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