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式(青铜器开启通向商朝的“大门”)

商代“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一共有13件，均是一时之选，既有小巧却暗藏巨大秘密的玉器，也有奢侈的象牙器，还有华丽的青铜器。其中青铜器占到将近一半，是商代青铜器工艺的巅峰代表。

1938年,四羊方尊被发现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由于这并非一次规范的考古发掘，因此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四羊方尊发掘于何处，是否和其他器物共存。按照当时报纸的说法，曾有类似器盖残片的残铜器与方尊同时被发现，也有人向湖南博物院捐赠疑似四羊方尊残片，有人认为这就可能就是散落于民间的器盖。发现方尊的姜姓农民不久之后就将方尊以400大洋的价格出售给当地货号，货号又将方尊以 11600大洋的价格转卖给省会长沙的古董商人。几经转卖后，四羊方尊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古董商出价48万大洋收购。在国宝即将流失之际，长沙县政府主动出击，将方尊缴获之后转入湖南省银行严密保管。当年11月，为避日军战火，方尊紧急西迁，却也未能幸免于日军的空袭，碎成20余块，这些碎片此后被锁人仓库，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四羊方尊的碎片终于在仓库一角被重新找到，并在1954年被修复，国之瑰宝终于完璧。此后，方尊被调往中国国家博物馆,终于为天下所知。

四羊方尊即便放在青铜铸造巅峰期的商周时代也堪称绝品。器型总体上看与殷墟时期的青铜方尊相似，器身为方形，口大于肩，表面装饰繁缛的蕉叶纹、夔龙纹和兽面纹。在方尊四角,又铸造了四个一样的山羊浮雕，山羊盘角圆眼，羊腿附于尊底卷足之上，在方尊四肩中间，还铸有长有犄角的龙头,羊头与龙头都是另外铸造后，再熔接于器身上的。不管从装饰纹样、器型造型上，四羊方尊都与殷墟青铜器同源，但是类似以动物为主题的青铜器例子在殷墟则少见，却常见于宁乡附近散出的青铜器上。因此学者们认为，晚商时代的湖南宁乡一带,曾经存在一个独立的青铜器冶炼中心，并与商王朝互通有无，四羊方尊、大禾青铜方鼎等均是这个神秘冶炼中心的产物。

与四羊方尊一样，大禾青铜方鼎也出土于小小的黄材镇。1959年，一位农民在黄材镇胜溪村附近发现了这只青铜器,并将这个奇怪的器物卖给了当地废品收购站。万幸的是，方鼎的一片残片在分拣中被湖南博物院派驻于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立刻开始追查其他碎片的下落，当年就找到10余块废铜碎片，经初步修复后即判断这是一件商代青铜方鼎,2年后,之前缺失的一条鼎腿终于被找到，修复后的铜鼎基本完整。

大禾方鼎的形制与晚商典型的方鼎一致,器为长方形，口比底略大，四角铸扉棱,四足为圆柱状,在鼎内侧中部近口处，铸有金文字符“大禾”，这也是鼎名的由来。而方鼎的纹饰则从未出现在其他器物上，方鼎四面的主要部分均被一张硕大的人脸占据，人面五官毕俱，面容宽阔，眼睛小,厚嘴唇，高颧骨，表情凝重。出现人面的青铜器并不多,以人面为主题的方鼎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激发了广泛的讨论。在方鼎出土之后，就有学者依据《尸子》中“古者黄帝四面”和《吕氏春秋》中“黄帝立四面”的记载，认为大禾方鼎反映的是与黄帝类似的上古时期“四面”崇拜;近年来，学者更是将其与高庙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长江流域源远流长的神面崇拜传统在湘水流域的体现。

谜底尚未揭晓，但大禾方鼎的出现表明，虽然南方全盘接受了来自商王朝的青铜技术，却仍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信仰传统，并借助青铜技术将其推向全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20年代,子龙鼎出土于河南省辉县,此时的中国正经历军阀混战,无数国之珍宝被外国文物贩子走私出国，子龙鼎也未能幸免。该鼎在出土后经山中商会转运至日本，在日本私人藏家手中流转，数十年来销声匿迹。

21世纪初，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两位先生终于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家中看到了久未露面的子龙鼎。2005年，得知子龙鼎将被再次交易，为避免文物再次流失，文物工作者开始着手抢购事宜。然而还是慢了一步，交易已经完成,大鼎被运出日本，去向不明。

当年年底，子龙鼎再次现身香港市场,古董界对大鼎的价值大肆炒作，而在大洋彼岸，由于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国务院根据联合国相关公约考虑禁止进口历史超过95年的文物，子龙鼎的持有者想要打一个“时间差”，提前将器物运人美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压力之下，文物工作者紧密配合，专家们快速、严格地对子龙鼎进行了专业鉴定，肯定了器物的真实性;谈判代表对子龙鼎持有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他以远低于报价的价格将子龙鼎转让给祖国。

2006年4月28日，阔别祖国80余年的子龙鼎乘航班归国,定鼎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结束了流浪之旅。

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是目前发现的商末周初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仅次于西周淳化大鼎，雄浑壮硕，撼人心魄。鼎身呈圆盆形,大耳立于口沿上，下腹微鼓,足近马蹄形,腹部装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足部上半截装饰有兽面，根据比对，学者认为其铸造时代应当在商代末期。

鼎腹内铸有二字铭文“子龙”应当与鼎主人有关。商王世系为子姓,按照商人的习惯,名字中带有“子某”都是“多子族”，即王族分支，由此推之“子龙”应当是商王室分封于“龙地”的分支，出身高贵。更有学者指出,“子龙”铭文中的“龙”字与金文中的“龚”字相类，且辉县古称“共”，因此推测“子龙”或许还能读为“子龚”，与龚氏的起源有关。

围绕子龙鼎的研究还在继续，但幸运的是，子龙鼎不必再漂流江湖、任人交易了。

1959年8月,山西省吕良县石楼镇桃花庄生产队队员王月亮在耕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立即上报，经考古人员发掘，发现这是一座规模颇高的商代墓葬，墓底发现腰坑表明墓主为商人或受商文化影响很深，其中共出土各种青铜器22件、金器1件、玉器21件，在远离中原的晋北地区竟然能够发现这样一座高等级铜器墓,着实让人惊讶。

在22件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酒器。该器壮似牛角，有器盖，通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周身装饰细密精致，器身前端装饰龙首，龙身又伸展復孟仕器赤上，龙体中部有伞帽形钮，龙尾卷曲。在器身龙头之后则装饰了夔龙纹与鳄鱼纹,并间有云雷纹,器身下为圈足。学者认为，这只器物的器型为“兕觥”,《诗经·七月》描写的“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便是这种器物，是祭祀中用于饮酒的器物，故而得名龙纹兕觥。这只兕觥的纹饰近同于安阳殷墟，其器型则与安阳所出兕觥有别，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只兕觥可能是接受了商文化的当地土著铸造的，因此才在铸有典型殷墟纹饰的同时还拥有独特的器型。

还有学者从纹饰角度出发，认为兕觥纹饰大有深意,觥盖上的龙实际上象征着“苍龙七宿”，龙身正中的钮正对应“苍龙七宿”中最亮的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 α )“苍龙七宿”出没于中天之时，正是春夏两季，甘霖普降、气候转暖，因此古人到龙星即开展农耕，龙星隐没则准备过冬;在苍龙之下,夔龙是行云布雨的神明,鳄鱼则象征着雷电,古人以鼍( 扬子鳄 )皮制成鼍鼓，鼍鼓声音如雷，因此鳄鱼也就与打雷联系起来了。再将偶见的云雷纹结合起来，就能得到这样的场景:在天穹之上，苍龙七宿逶迤而过,“大火星”闪耀表明正是农耕好时节,在龙星之下，夔龙和鼍龙居于云层之中,夔龙降雨，鼍龙打雷,雷雨阵阵，灌溉良田。照此看来，这只兕觥还表现了古人对气候的认识,反映了农耕文明独特的宇宙观与神话信仰。

不论这种猜测是否正确，龙纹兕觥都可以称为无价之宝，一方面，它反映了相当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另一方面,龙纹兕觥及一众商式青铜器的出土，都表明在商代晚期，中原主流文化已经传播至晋北吕梁山一带,对此地社会上层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