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医院(多地建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病医院如何升级？)

6月中旬，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在官网刊登了一条“搬迁通知”，这家始建于1942年的医院将由市中心逐步迁往18公里外、位于济南东部的新院区。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是济南的新冠定点医院之一，在新址，医院将挂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一名称亦见于5月发布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意见》。此举被视为提升传染病救治能力的一项工作。

疫情趋稳后，多省份相继出台类似的文件，在数项到数十项不等的改革行动中，大多包含建立“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一项。

17年前，SARS非典疫情以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准建设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这次各地的疫情防控应对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表现受到肯定和关注。目前来看，上海的公卫模式正在全国推广。

从传染病医院到公卫中心的转变，未来各地的传染病疫情防控能力能有提升吗？

多地筹建，省内联动

上海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模式得到了中央层面的肯定。

5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鼓励地方探索建设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也正是上海模式的特点之一。南都记者注意到，多地随后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均有类似的部署。

6月末，江西省发布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建设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7月初发布的四川方案则给出了更明确的定位：争取部省共建，依托四川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打造国家区域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任何延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四川省公共卫生综合临床中心规划建设公共卫生诊疗中心、公共卫生大数据中心、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和传染病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药物疫苗临床研究基地、公共卫生教学(培训)基地，即“三中心三基地”。

他表示，该综合中心以防治结合、医研结合、平战结合为原则，包含疾病预防、临床治疗、应急处置、病患管理、科研培训、国际交流等功能，突出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和重危传染病症诊治建设。

山东在此轮建设中起步较早。早在2005年初，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就确定东迁，但因种种因素后续的建设和搬迁长期搁置——直到新冠疫情暴发。

3月4日，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一期项目主体完工平时作为综合医院运营。（来源：济南市高新区）

3月初，济南明确“加快推进市传染病医院一期工程建设”，这被视为推动当年的东迁项目落地。6月中旬，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的发热门诊、结核病门诊、呼吸科率先迁入新院，床位数由510张增加到800张。

同步推进的二期工程，即“省市共建”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山东公卫中心将以传染病医院为依托建设，目前还在筹备当中。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多省份都提出在省内建立以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为核心的联动网络，满足重大疫情的救治需要。

例如，海南方案提出，在海口和三亚分别新建立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三亚市传染病医院，作为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琼海市人民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分别作为西部、东部和中部区域重大传染病救治中心；其余市县各有1所综合医院作为重大传染病市县定点救治医院。

山东方案除了位于济南的省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还计划在青岛、菏泽设立分中心，总床位规模不低于3000张。各市也要依托现有资源设立一所达到三级标准的市级传染病医院。

以传染病医院为蓝本，纳入“小汤山模式”

事实上，这些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建设大多以传染病医院为基础。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设计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保障安全，防止院内感染，其所有的运营都应围绕这一核心宗旨执行。”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院长王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该机构操刀设计了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据他介绍，山东公卫中心最为根本的设计原则是“洁污分区”“医患分流”，其目的是清晰组织传染病医院的各种人流、物流，使其各行其道，避免发生交叉感染。同时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进行分区。这种布局利于应急情况下各区的各自隔离，从而遏制疫情扩大。

他表示，公卫中心的功能布局要满足五个“分”，即医患分流、洁污分流、人物分流、传染病与非传染病分流、不同传染病分流。“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救治的前沿阵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设计理念和流线布局至关重要。”王岗评价。

与之相似，今年4月动工的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芜湖）项目也是按照标准传染病医院设计建设。

谈及“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一模式，肯定绕不开上海。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前身是上海市传染病总医院，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扩建而成，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号工程”。

上海公卫中心在建设时曾参考北京的小汤山医院。SARS疫情时，北京在位于郊区的小汤山镇用一周时间建起了这座临时医院。从2003年4月30日到6月20日，小汤山医院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是全球病例的1/10、中国病例的1/7，其中672人康复出院。

此次新冠疫情，上海在1月末就将上海公卫中心设为集中隔离救治点。到2月初的返程高峰，该中心启动了临时病房建设。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曾表示，上海公卫中心建设时就已预留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资料显示，中心除常设500张病床外，同时在大片草坪下预留有各种管线，可于短时间内搭建600张临时病床，以满足突发事件的需要。

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公卫中心教授卢洪洲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虽然工作单位在上海郊区的金山区，每天上下班将近4个小时，但若有疫情发生，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把人员集结完毕、开启应急病房、配齐设备物资，“为上海铸就了公共卫生的安全屏障”。

这种“小汤山模式”在各地兴建的公卫临床中心也有体现。

例如，四川省公共卫生综合临床中心总设置编制床位1000张，战时床位2000张，占地面积500亩(含预留应急病区用地200亩)。

济南市卫健委副主任米宽庆在当地一档电视问政节目上透露，按照这次疫情当中传染病医院所承担的医疗救治任务，已建立的新院区完全能承担起济南市重大传染病防控的需要。

“但是要对传染病的防控有一个预期，”他表示，待二期工程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成后，全院的建筑面积将达到27万平方，达到1500张床位，并且能满足平战结合的需求，迅速建立方舱医院。

另据《济南日报》报道，该项目将在呼吸楼前布局了一片草坪，作为预留应急设施的建设用地，预埋管线，一旦出现重大疫情，能在短时间内新建轻型板房应急医疗设施，实现紧急扩充临时床位的目的。

“传染病的综合医院”

值得关注的是，多地在规划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时，都提出要将其建成“综合”医院。

例如，前述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芜湖）项目按“大专科、小综合”立院，设置拥有500张床位的感染病区、500张床位的综合病区和100张床位的口腔科病区三个病区或中心。

据安徽本地媒体报道，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院长朱向明介绍，该中心平时可作为综合性医院为社会提供正常的医疗救护，一旦疫情发生，根据疫情严重程度及防控需要，可整体或部分转为传染病医院。

已进入二期工程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也是这样部署。一期工程中建设的800张床位中，有300张为传染病专科病床，其余500张为综合床位。

据当地媒体报道，该中心在建设时考虑到没有疫情时，医院不能“备而不用”，因此平时医院为患者提供综合学科的一站式服务，为辐射辖区范围内的居民解决就医难题，避免资源浪费。当疫情来临时，全院立即转换为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按“战时机制”重新划分为隔离区、限制区及生活区。“这里不但是济南传染病领域的权威中心，而且是综合实力强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其实，将传染病医院综合化此前就已有探索。从历史情况看，各地也有其现实考虑。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蔡卫华曾表示，传染病医院有运行成本高、收益率低的特点。而近年来，随着传染病患者减少，内部和外部收入降低，不少传染病医院陷入困境。这也倒逼了全国多家传染病医院向综合化转型。

除经营问题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单一诊疗手段难以满足患者需求。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此前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上海公卫中心平时就是一家“传染病的综合医院”，也被称为“专科医院中的综合医院”。该医院设有40个临床学科和多种治疗手段、医疗设备。

他认为，上半年的新冠疫情中，上海模式通过在公卫中心集中收治新冠患者，减少了对其他综合医院的影响，也能给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比较好的条件。“上海公卫中心对上海来说其实是一个超大城市的生物安全堡垒。”

“我们实际上也是为传染病患者服务的综合性医院，”他强调，不少传染病的患者其实也需要综合医疗的保障。例如，艾滋病患者也可能罹患肿瘤、代谢性疾病等其他疾病。而按照综合医院建立的公卫中心，可以满足他们基本的临床救治需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公开呼吁，每个省份都应当设一个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她表示，通过这种安排实现医防融合，可以实现对新发传染病的早甄别、早发现、早准备。

科研支撑

此轮公卫临床中心建设中，无论三部委《方案》还是地方“方案”多提出将中心建设为“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例如，江西方案就提出，探索建设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有地方给出更明确的指标。安徽筹建的多个中心都提出，将建为地区感染病临床治疗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心、感染病医师进修教育培训基地、艾滋病临床进修教育基地、感染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四川方案更是提出，预留远期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建设空间。当地还将建设医疗用房、科研用房、培训用房、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等，配备应急转运停机坪等设施。

“项目的建成，将对进一步完善我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提升重大疾病防控救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促进疾病预防与治疗融合发展，保障区域公共卫生安全以及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四川省卫生健康委主任何延政如此评价。

事实上，业界对将顶级医院建设为“研究型医院”早有共识。此轮公卫临床中心建设潮尚处在硬件建设环节，各地也未披露科研建设的“软件方案”。但从上海经验及各地表述看，其科研投入或高于不少三级医院。

据朱同玉介绍，上海公卫临床中心有250多名医生，150多名科研人员。“我相信在全国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是科研人员占比最高的医院之一。我们是真正的研究型医院，以科研来驱动医院发展的一家医院。”他说。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此前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上海公卫中心平时就是一家“传染病的综合医院”。

朱同玉还透露，上海公卫临床中心的科研投入占比达到5.7%，而一般医院的科研投入大概只有1%-2%。

这种科研投入将带来哪些改变？据介绍，今年前4个月，上海公卫临床中心专利转让获得的收入超过3个亿，其中有2.5亿是和疫情有关的药物研究相关专利转化。在他看来，未来的医院不仅仅是医疗平台，而是在医疗平台的基础上，用医疗资源和数据做更深的科学研究，让研究成果造福于全社会，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转化收入来支撑医院的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要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仅是科研中心、创新中心，我们也希望打造成知识和财富创造中心。”他说。

采写：南都记者宋承翰 吴斌 胡明山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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