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粮仓(朱镕基在南陵视察粮仓时，怒斥官员：连我都敢骗，真胆大包天)

一个谎言，需要用一百、一千个谎言来圆，但无论怎么遮掩、填补，被灼烧的伤口，总会残留狼狈的伤口，在人与人之间，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在百姓与干部之间，更在人民与政府之间。

“粮仓空空”：小南陵，大中国

1998年5月，朱镕基总理将抵达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视察的消息传遍了小城。

“哪有粮啊？”农民们犯嘀咕。“总会有的。”这份心，到底轮不到他们操。

按理说，南陵街道美不美、乡风淳不淳或应担忧一二，唯独这粮食，不用多问。南陵素有“江南四大粮仓”的大名，地理条件得天独厚，那些年，军中每逢安徽红军，必提南陵，“好地方，不缺粮。”“50万亩地，48万亩都能种稻子。”安徽人总自豪地回声。

也正因如此，朱镕基若来南陵，必检粮食。

然而，此时，拥有两千吨库容的南陵峨岭粮站却是空空如也，“怎么没粮食，六号仓不是有852吨散装粮食？”鹅岭粮站站长刘鸿如是回道。

“这么点，怎么……”那头似乎是恼极了。怎么够迎接视察？怎么够“装点门面”？可峨岭粮仓只有这么点粮食，是一粒，生不出两颗。

老百姓们都心知肚明，这么一个产粮大县，如果按照上级下达的粮食收购计划，每年本应该收粮10万吨以上。

“该收的都收上来，怎么会出现粮库空仓？”过了许久，久到电话那头想出了“法子”，久到朱总理的背影离去，久到，电视台的记者将摄像机对准他，他才喃喃道。

事实是，1997年，南陵入库的粮食只有7万3千吨，“我们的任务只完成了50%。”南陵县粮食局局长张厚发此时不得不承认，“粮食收不上来。”

是粮食收不上来，还是内里“玄机”太多，粮站不愿收，农民无地交呢？“去年一亩只收40斤”，农民咂摸着，“现在粮站直接不收粮。”

稻浪滔滔，粮站不收粮，一些大户甚至收着六七千斤余粮，有粮无钱，满肚子牢骚，“粮站结钱不利索，站里找不到人，要找这个，这个喊找那个，那个喊找过秤的，还要找出纳结钱，找一窝蜂人。”

“四大夜，粮满仓”：小谎骗人，大谎欺国

1998年5月18日的夜晚，峨岭乡轰隆作响，各式小汽车出出进进，刘鸿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一袋袋粮食，来自工山、三里、烟墩、陈桥多地。

饶是如此，当第一袋粮食落地后，他还是忍不住干了起来，这一夜，刘鸿和鹅岭粮站的工人干到了凌晨两点，第二晚，凌晨四点，后两夜，他们干脆不睡觉。“总理看哪个仓啊？”“这谁知道，都马虎不得。”

峨岭小镇上，茶馆、饭店挤满了搬运工人。这是一堵处处漏风的墙，他们，或者说他们背后的人，却只朝一个方向遮掩。

待到5月22日的凌晨，刘鸿清点了调来的粮食，一共是1031吨，加上原来的，总计1883吨，“这样，才是‘鱼米之乡’的粮仓啊。”也不知是感慨，还是讽刺。

22日当天，朱镕基总理轻车简行，来到了鹅岭粮站。他说，“不题词、不照相、不陪餐、不迎送”。当他缓步走进粮仓，登上粮堆，进入米厂，捧起米，抓起稻，细细地闻、看、问，眼前的工作人员对答如流，看来业务娴熟。

“安徽真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朱镕基点头赞许道。他又问眼前年轻人：“你们敞开收购了吗？”他走进的是3号粮仓，粮堆高高，背面十分陡峭。

站长点头：“敞开收购了。”朱镕基却问的细：“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

“去年收了5000吨，前年才收购1700吨左右。”他按照事先记好的如是说道。

总理却皱眉：“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多少亩田？亩产多少？总产多少？”

站长接着答道：“收一个乡，全乡2300亩，一年产粮1.5万吨。”

“你虽然收了不少，但是，除去农民的口粮和种子，你还没有完全收尽余粮”，朱镕基教训道，“双击水稻亩产不到700斤，这怎么叫敞开收购了呢？你得说实话嘛！”

不知为何，一位亲临现场的新闻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在场人纷纷低下了头，像是在遮盖什么。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南陵执行粮食收购政策的“成果”，朱镕基在结束调查回京后，就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将粮食收购政策由《通知》上升到了《条例》。

“那是什么意思呢？”一些粮站的工人很是不解。懂行的人会愤愤地告道：“这就有了法律效力了，强制性的。”

1998年5月27日，《芜湖日报》刊登了《朱镕基总理来芜视察》的新闻稿，文稿中如是道：朱总理对我市贯彻国务院15号文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如果花上四个大夜造满仓叫做“粮食流通”工作，那么南陵的确政绩卓著。南陵当地，一位退休在家的知识分子卧病在床，他一边翻阅报纸，一边听知晓内情的外甥口述：“1997年11月，副总理来南陵调研，他们这群人就用的这欺上瞒下的法子。”

他长叹：“5月22日，对于南陵某位官员是个荣耀的日子，但对于南陵的老百姓而言，却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正当参事人以为逃过一劫之时，民间开始了频繁地举报，他们直接去市里、省里告，也总有一天，会告到中央。

“总理那天脚踩的根本不是稻谷，是谷糠和成捆的稻草。”农民们不知道南陵的官头头怎么填满的粮仓，只知道，粮在他们手中，他们求爷爷告奶奶地发卖，却进不了粮站。

“他们干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农民向闻风而来的记者义愤填膺道。

原本，他们也以为，这谷堆下面，放的不过是稻草和谷糠，谁知道，这背后还有一场“真刀真枪”的“物流链”呢？

“胆大包天”：“一路骗到国务院”

很快，在新闻媒体的走访和调查之下，峨岭粮站堆积成山的内情被挖了出来，这其中，最重要证人之一，便是粮站站长刘鸿。

“我们从陈桥调入7吨、三里加工厂调入58吨、三里调入463吨、烟墩调来447吨。”合计是1031吨，这个数字，过了很多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放了二十多天。”峨岭粮站保管员李林保说道，“这种事情，不是站长敢做的，有些个神秘的上级，我们都不认识。”

“花样老多”，粮站离任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透露，“总理来的那几天，我们粮站站长换来换去，还不能叫漏嘴了。”

为迎检，三里中心粮站的站长俞某找到了鹅岭粮站站长刘鸿，“22号，你先当一天仓库管理员，我来迎检，等总理走了，你还是站长。”

“那三里中心粮站呢？”他有些不解。俞某却半点不担心：“粮食局副局长来当一天三里中心粮站站长。你也要配合工作，一切都是为了更方便向总理汇报工作。”县里早就将预先拟好的数字和材料交到了他手上。

1998年5月22日上午，这一天，朱镕基总理的行程安排的很满，刘鸿远远看到，他面带微笑，和在场的人握手。而他远远地站在角落里，像块臭石头，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不能说，不能动。

直到朱镕基走出粮站，也不知道，那一日，整个粮站，除了角落里那个面色晦暗的管理员，没有一个真正的鹅岭粮站职工。

朱镕基自然也从广大媒体和粮改座谈会上得知了此事，但更早的，他是受到了一封人民来信，信中称粮仓一事“全是假的”。他说：“我曾说南陵的副县长骗了我，他还不承认。安徽粮食系统，这次可提供给了我一个说假话的反面案例。”

显然，朱镕基知道南陵的粮食数据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未曾料到小心的粮站，居然使出了“移花接木”的招数。更遑论，粮食的搬运、筹措，各项开支集中起来有十几万元。

“十几万元啊，作为我们粮食部门……在我们国家总的范围内来说，我们企业不太景气，十几万，是一笔亏损，它本来应该节约下来的。”刘鸿显得紧张且心疼。

“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 有人会说：“总理也受骗。”朱镕基却从不惮于提起这段经历，反而逮着机会就替南陵“出名”。

在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讲话时说道：“安徽人不怕我，敢骗我啊！”

朱镕基后来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提到：“不久前，我到安徽南陵县去查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食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饶是好气性，也不禁骂道：“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媚上骗绩，瞒下却寒心。刘鸿知道，这件事可谓是“引起了当地群众对政策的怀疑”。

“你现在干这种事，把所有粮站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个粮站，给国家领导人一看，嚯——我们国家的粮食了不得”，受访的群众撇头，“有什么了不起，库存这么多，实际上是假的。”

更有甚者点出：“这不仅欺瞒了国家领导，更影响市场宏观调控。”

在这次造假事件中，南陵县委书记杨某和县长韩某作检查，工商局局长徐某受到了警告处分，而粮食局局长张某被撤职，副县长汤某受到严重警告。

一张黑白嘴，欺上又瞒下，躲过了警告和撤职，是否躲得过谎言的腐蚀呢？

“造粮”案案发时，倪发科担任芜湖市委副书记，事发前一天，他曾领着一大帮人去验收粮仓，但在1999年，对于“造粮骗总理”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并未提及倪发科。

直至2013年，已经升至安徽省副省长的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在调查中，和他的大额不明收入一同被揭发的，还有那一年深夜浩浩荡荡的运粮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