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以武立国，自建国之日起就开启了对周边方国长达数百年的征战，直至殷商灭亡前夕，末代君王纣王还在持续对安阳东南方向的夷人用兵。

但要说起商王朝的最主要敌人，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秘的存在：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商王出征前的占卜记录，其中羌方无疑是被提到频率最高的方国。

据统计，殷商王朝征伐羌方的次数最多，用兵规模也最大，商王武丁不仅创纪录的派出了1.3万人的大军，而且还由妻子妇好亲自领兵（伐羌，妇好三千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

虽然战争以商朝的胜利而结束，但这次征伐并未让羌方臣服，此后的甲骨卜辞中仍然不断出现“征羌”、“截羌”、“伐羌”、“执羌”、“获羌”等用辞。在妇好去世后200年，周武王起兵伐纣，羌人还愤然加入了反殷的九国联盟，说明直到此时羌人依然有着不俗的实力。

羌人对殷商的仇恨根源，或可用数百年来不断遭到商王朝的征伐来解释，但商朝对羌人的仇恨，却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首先，羌方的活动区域在陕西关中西部、甘肃东部偏南一带，在陕西扶风考古发现的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被认为是羌方的文化遗存。

而由商代考古研究可知，在商朝的极盛时期，即考古文化上的二里岗上层偏晚至殷墟二期时，商文化的分布区域曾到达陕西关中的西安、扶风一线，此后便逐渐退出关中。

这说明，陕西关中已经是商朝的西部边疆，羌方是是商王朝西部疆域之外诸方国之一，对以安阳为腹地的商王朝而言，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军事威胁。

其次，甲骨卜辞中对征伐周边方国皆有出兵理由，如伐土方是因为对方“数侵殷边侯田”，征蓝夷是“蓝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伐东夷，是因为“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唯独对羌方的占卜含糊不清。

晋南的蓝夷、晋北的土方、淮北的夷方距离商朝都城的直线距离皆不超出千里，而地处西疆的羌方却在千里之外，商朝为了完成对羌方的远征，不惜出动了上万人的兵力，这对殷商的后勤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不仅如此，殷王对羌人也特别残忍，抓获到的羌人俘虏往往处以极刑以祭祀祖先。

如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杀15个羌人），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用10头牛和10个羌人祭祀祖先），类似这种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记载在甲骨文中数不胜数，最多一次时，甚至一次就杀戮了300人之多（今昔用三白羌，白通百）。

从甲骨文中对羌人战俘的处置来看，殷商王朝对羌方有着切齿的仇恨，恨不得将其从方国版图中抹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羌人和商朝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最早试图解释这一疑问的，是著名先秦史学者杨国勇，他在1985年出版的《夏史论丛》一书中曾做出推测：“我很怀疑这些‘羌’里面可能有许多是逃到羌地的夏人，因而他们与商人的矛盾特别尖锐，对立情绪特别大”。另一位考古学家陈梦家也认为“羌为与夏同族之人”。

杨国勇和陈梦家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早在春秋时期《国语》就曾提到：“羌之先祖四岳，佐夏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封于吕或申，赐姓曰姜（古羌通姜）”。此后《史记》《后汉书》《路史》等史书或言“禹出西羌”或言“兴于西羌”。

如果夏羌同宗，或者说夏朝灭亡后有不少夏人逃到了羌方，那么商朝对千里之外的羌方的不断征伐，也就显得合理了。殷商的先祖起于河北漳河流域（下七垣文化），和活跃在晋南豫西的陶唐、虞舜、夏后诸族并无氏族血缘关系，故而商汤在灭夏后，下令“一勿遗，欲迁夏社”（一个也不放过）。

当然，夏羌同宗的说法还需要考古印证。

上文已述，二里岗商文化（即商王仲丁、外壬）西部边缘地带发现的刘家文化被考古工作者判定为羌方遗存，出土的鬲、盆、豆、折肩罐以及流行的偏洞室墓葬习俗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而后者正是夏文化的西北分支。

不仅如此，到殷墟三期文化（即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时，商王朝从关中西部与羌方直接接壤的前沿向后开始退缩，原本的商人据点王家嘴、贺家、壹家堡等地，变成了羌文化的势力范围。

这说明，商朝在极盛时期的殷墟二期文化（即商王武丁、祖庚、祖甲），虽然发动了对羌方的大规模征伐，但却没有彻底消灭这个宿敌，在商朝进入衰落期后，羌方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势力范围几乎扩大到了整个关中。

但考古也发现了反常一幕，在殷墟四期文化（即商王帝乙帝辛）时，原来属于羌方的文化区域，相继变成了先周文化的分布区，然而这一变化并非是周人通过战争完成的，因为先周文化中出现了浓厚的羌方文化因素，说明羌文化融入到了先周文化当中，二者是和平融合了。

这一反常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周羌联姻，以及姜姓大族加入周联盟相吻合。

那么羌人为什么会主动放弃来之不易的地盘呢？一方面是周人对羌人的怀柔拉拢，而更主要的，是羌、周同为夏后氏支裔，《诗经》曾言：周的始祖后稷之母为姜姓羌人，周先公亶父迁于岐下后，又延续了与羌人通婚联姻的关系，再加上夏与商有亡国之恨。所以，面对共同的敌人，羌与先周文化共同融合成了一股全新的周文化，并在日后成为了武王伐纣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