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沽(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沧海桑田话天津（24）)

“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南中（南方）也爱烧刀好，一斗葡萄博得无？”这是崔旭在《津门百咏》中的诗句。崔旭，清代嘉庆庚申科（1800）举人。可见，至迟在十九世纪初，大直沽白酒已闻名遐迩，并成为津门名产之一。那么，大直沽的酿酒业始于何时呢？有人曾据《接运海粮官去思碑》关于“直沽素无佳酿，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推断“早在元代天津已能造酒”。笔者觉得难以让人信服。所谓“海舟有货东阳名酒者”，只是说海漕舟船中有从“东阳”之地“货”（买进）名酒的，并不是说直沽已能造酒。

老式的木制花窗古风依旧

偶翻《天津诗钞》，见有朱竹癌（彝尊）所纂《明诗综》载无名氏（《天津县志》作徐公）《直沽棹歌》三首。其一曰“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酿酒未终舟子报，柁（舵）楼黄蝶早飞来。”意思是说，天妃庙所对的大直沽地方，漕船在柳下河边都挤满了，还没等新酒酿好，舟人就以黄蝶飞至卜得神仙要来吃酒。看，连神仙都等不及了，可见直沽酒的诱惑力有多大。

《明诗综》所辑既然都是明代人写的诗，那直沽白酒产生于明代应该可信，亦为大直沽村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的史实所佐证。

众所周知，直沽白酒以小麦、大麦和豌豆制曲，而以高粱为主要原料。在那“粟贵生齿繁”、“贫者难糊口”（见崔旭诗：《烧酒》），特别是军需民用无不仰给于江南的时代，用粮造酒不仅遭到贫者反对，亦为官府禁止。因此，经过几百年，山东平原人、清乾隆甲戌（1754）翰林董元度在《天津杂诗》中仍称“河豚入市思拼命，沧酒盈樽不遣愁”，而不见直沽酒的踪影。

又过了几十年，十八世纪90年代（清乾嘉年间）的诗人唐芝元在《各色酒》中，才给直沽酒以全新评价：“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已与崔旭的“名酒同称大直沽”异曲同工了。

其后，面对水旱蝗灾，直沽酒惨淡经营百余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遭受一次沉重打击。是年五月，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直沽东西皆战场”，“洋兵入村，沿户纵火，村民之居守殉难者二百余人，延烧月余，村之房屋尽为焦土”（见《大直沽救乱记碑》），义聚永、义丰永、永顺祥等14家烧锅（酒厂）均遭劫掠，元气大伤。

战后，大直沽村多半被比利时租界强占（1931年始交还中国），大直沽人为生存而恢复生产的众“烧锅”每月每百甑（蒸锅）要向比国缴纳捐税50两白银（后折银元），使直沽酒的命运难免浮沉。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二年（1910）间，包括大直沽在内的天津酒厂依年次为39家、42家、22家和3家，民族工业随内忧外患而历尽艰辛。

民国初期，大直沽的酿酒业曾有过一段辉煌。据天津商会调查，1912至1928年间，大直沽有酒厂16家，占天津32家酒厂的50％。16家酒厂年总产240万公斤以上，最高年产突破500万公斤。不仅畅销京、津、沪、穗、闽和台湾，而且由义聚永酒厂经理刘桂森率先打入香港、新加坡，遂远销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美国，成为抢手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酒业开始萎缩。日伪统治时期，大直沽地区酒厂仅剩义聚永、义丰永、同丰涌、永丰玉、裕丰涌等10余家，1942年连牌子最硬、实力最强的永丰玉也被迫宣布倒闭。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大直沽地区义聚永、义丰永、同丰涌、永丰玉、裕丰涌、同兴涌、同源涌、同华涌等几家烧锅被收归国有，更名“天津市直沽酿酒厂”，成为天津市第一家登记注册的地方国营企业，证号第00001号，负责人白纪瑞。1950年，在华北物资交流会上，直沽干酒与山西汾酒并列华北名酒。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各酒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开始了天津全市地方国营酿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