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堪(“我在改革开放大历史中”口述史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江苏人最早提出三句话)

采访时间

2018年12月15日

采访地点

南京市钟山疗养院

本期人物

吴镕，江苏省委原农村工作部部长、省政协秘书长。

他参与起草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下发的几个1号文件的起草，也参与了江苏农村改革的参谋和决策。在许多重大政策制定上发挥了突出作用。当时有北霍（霍泛，山西省委副书记、农村工作专家）、南杜（杜瑞芝，广东省农委主任、省顾委副主任）、东吴（吴镕）、西赵（赵文欣，四川省农委主任）之说，分别代表华北、中南、华东和西南四个地区，时称杜润生改革团队的“四路诸侯”。

本期采写：言实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建国

离休20年了，八十多岁的吴老依然每天笔耕不辍，连续四年每年出一本《老农闲话》

1978年的我

我在省委研究室工作，常下农村调查。夏天在武進鸣凤公社住了两个月，调查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贯彻中央37号文件。江苏提出大幅增加粮食收购价格，获得中央采纳，稻米价提高两成。

2018年的我

今年我已离休20年了，但是还参与一些农村调查和农村学术会议。连续四年每年出一本《老农闲话》。今年还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振兴乡村的一点建议。经常在省农经学会等座谈会上，讲农村改革40年的感悟。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农村改革都四十年了。回顾往事，听到的、看到的、自己经历的，都历历在目。改革波澜壮阔，留下许多可记可说、可歌可泣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中）在江苏调研乡镇企业，吴镕（右）陪同

包产到户：江苏探索出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的包产到户。人们都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8年12月，18户农户在严立华家里写下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书，一致要求包产到户，盖了血印。但据一些资料介绍，贵州省一些山区比较早已实行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口述史》中万里的一篇文章《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也说到，1978年夏秋，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就自发搞了包产到户。

江苏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面上虽然搞得迟了一些，但也不乏“闯”和“冒”的地方。1981年3月4号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春到上塘》，介绍了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在1978年九、十月份就分田到户，定产、定额承包，这比小岗村要早二、三个月。短短一年时间该村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如今村里建了一个“春到上塘”博物馆，参观者众多。

正当大包干在很多地方探索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的口气很重：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信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的七省三县农委负责人座谈会上争论热烈。激辩的结果有两大贡献：一是会议纪要上写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二是“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判、不斗争、不强制纠正。”这两条上报后，对以后农村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是开了一个口子。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吸收了上述两点“共识”，指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变“不要”，一字之改，由命令改成了商量。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上争论热烈。一位省委书记发言讲到准备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时，另一位省委书记立即表态说：“我们不能搞那个东西。”前一位省委书记回答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位书记的话都上了会议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和基础。文件为包产到户上了个临时户口：承认它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那它本身到底是什么，当时还没有从本质上予以回答。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讲明确了，各种责任制都姓“社”不姓“资”，请大家去掉顾虑。

1982年底之前，江苏对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争论激烈。安徽省在农村改革之初开展了大包干试点探索，徐淮地区有人喊出：“不准包产到户的妖风刮到江苏来”，“要守住江苏的北大门、西大门”。省委多次派出调查组暗访安徽，明查本省泗洪、沭阳等县，面对同一实际，结论却迥异。有的说“平安无事”，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的说“暂时看来不错，但易滑向单干，滑向资本主义”。我参加了调研，起草的调研报告题目是纯客观的《谈话纪录》，附上各种责任制形式的产量对比，如实汇报说：从层次看，上层坚持反对的多，基层特别是农民和村干部赞成的多；包产到组比不包的增产多，包产或包干到户增产更多。

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春到上塘》长篇通讯，介绍泗洪县上塘镇垫湖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省委主要领导下决心亲自下去看，最终促成了江苏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会讨论中央一号文件，万里还问我：“你们那一位（指省委主要领导)思想通了吗？”我答通了。

江苏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高产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八十年代初，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农业都已“大包干”。发达地区农业到底能不能包，“大包干”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当时需要回答。

宜兴县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1.4亿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 新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调查，采写出一篇《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也可以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称赞，说苏南的问题解决了，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调查报告被分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阅。《人民日报》在1983年1月23日发表这篇调查，并配发《大包干不要再堵》的长篇评论员文章，引起全国轰动。

就这样，“大包干”在苏南太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迅速推开。当时认为，宜兴县农民带头建立适合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继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江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多样化而不一刀切。苏南地区更多采取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淮北地区更多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据当时统计，包干分配占50.9%，包产到户占46.8%，还有1.4%生产队保持了原来的经营管理形式，继续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生产条件好，集体经济发达，就没有分，上面也没有指责。后来中央决策讲，“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各地分散决策、分散风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江苏为了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行了很多探索。八十年代中后期，力推“干部包服务，农民包上交”的双向承包，加快建设乡村农业服务体系，开展几“统一”服务，取得进展。1987年5月国务院批准无锡、吴县、常熟三县为“江苏省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试验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试点，并取得成功经验。农业现代化试点后来实际上扩大到了整个苏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任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后，都殷切希望江苏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1990年9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右）在江苏调研小城镇，吴镕（右三）陪同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江苏是发源地

江苏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1956年无锡市东亭镇创办的春蕾农业合作社（春蕾船厂）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社队企业。在农业部同意、支持下，2010年无锡市在船厂遗址上建了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

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上有过几起几落。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的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春潮中又一次蓬勃兴起，但也伴随着很多非议、指责，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挤国营，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还有人批评“三十万供销员满天飞”是多大的浪费，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

期间，我做汇报、写文章，予以辩驳，多方呼吁。我写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不正之风之源》、《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此文署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乡镇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属猪，靠饲料喂；也不同于大集体、地方国营企业属鸡，喂一点，找一点食；乡镇企业属鸟，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乡镇企业发展，实际上最先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体制。

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1号文件中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1984年3月，中央批转国家农林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即著名的中发1984年4号文件，为乡镇企业正了名、撑了腰、指明了方向道路。

该文件的出台与江苏贡献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1984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常熟县碧溪乡考察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当时，碧溪乡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改造旧乡村”的发展思路，后来被总结为“碧溪之路”。胡启立认为江苏坚持发展社队工业是改变8亿人口搞饭吃局面的一个创举，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二月，胡耀邦同志视察江苏，看了乡镇工业发展后兴高采烈地说：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叫无长（常）江，长江都不放在眼下。他号召江苏省再来一次“七战七捷”。

乡镇企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江苏创造性地把农业联产承包的经验带进了乡镇企业。无锡县堰桥镇在1983年2月宣布全面推行“一包三改”为主要内容的九大改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当时这是一件＂首吃螃蟹＂的事，符合不符合方向？路子对不对？大家心里没底。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改革一年见效》的消息并配发《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的评论员文章，对堰桥农民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5月11日省委书记韩培信带队下乡，在堰桥召开座谈会，要求全省各地学习推广堰桥经验。《新华日报》也作了充分报道。乡镇企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江苏省还总结推广了吴江县铜锣镇“生产要素承包、资产滚动增值”、无锡县东亭镇“一调二改三提高”的经验，创新了乡镇企业发展机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江苏经验”。与此同时，还总结推广了“耿车模式”，在苏中苏北广大地区实行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

乡镇企业是农民的伟大创造。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省着力推进了以加快调整乡镇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和加快发展农村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的乡镇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为江苏形成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乡镇企业所做的贡献永远写在历史的丰碑上。

2000年在华西村陪杜润生看农民演唱会。右起杜润生、吴仁宝、胡福明、刘堪（原中央农研室副主任，一号文件主要起草者之一）、吴镕

农工商综合发展：江苏农民创造出著名的“三句话”

改革开放之后，江苏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人注目。1984年农业大丰收，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针对当时情况，江苏省坚决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构建水利、农用工业、乡镇企业支撑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唱好农业、多种经营、乡镇企业“三台戏”，由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的“十字农业”方向转变，不断探索建立农业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模式，比较早地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1978年9月，根据国务院要求，全国农垦系统开展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学习南斯拉夫“贝科倍”经验。后来我省农垦黄海农场流传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苏南地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也说：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商富起来。

两种说法上报中央，万里同志很欣赏，多次引述。1984年2月万里同志在烟台调研时向当地干部作了一个报告，报告说：“要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我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了江苏省的经验，谈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对乡镇企业，要推动它更快的发展。”

当时农民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热潮涌动。苏中苏北地区农民养鸡，贩到苏南、上海，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车队浩浩荡荡，时称“百万雄鸡下江南”。胡耀邦同志说，这些鸡贩子不是“二道贩子投机倒把”，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这些先行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正了名，农村种养大户、贩运户、经纪人扬眉吐气。

我把农民长途返运的情况写给《农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百万雄鸡下江南”响彻全国。

1985年粮食减产，社会上包括上层都有些议论，认为“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盖过了“无农不稳”。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步前（钱)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答辨文章《不正之风的风源》，认为北风、乡风、南风(改革开放)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在对“无农无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议论纷纷的当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农村问题论坛》1986年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肯定江苏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为了表达对于老论文的致敬，我在同一刊物第98期上写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在《经济日报》上刊出一篇《三句话是“三位一体”》的文章，指出：群众创造的经验，形象生动地阐明客观规律和事实，无可指责，不必求全。

后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汇报时说，不要再争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是正确的。事实已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副业兴起后，就富裕起来了。198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结合起来。

江苏农民创造性提出的三句话，至今没有过时。现在提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句话的思辨，一直反映到上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口号。”

实行农村自身的工农业有机结合，开展以工补农建农，最早的是江苏省。1986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政策，建立建农资金制度。按乡镇企业职工每人每月提取10元建农基金，同时从乡企税后利润提取一部分。大约每年平均能筹资七、八亿元，成为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方面。

在当时，为了应对以工补农是平调之说，从理论上给予这一制度支撑，我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述“以工补农”不是一平二调，指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参加全国人大会期间，吴镕（中）在讨论农村问题。左为原苏州市长章新胜，右为时任镇江书记俞兴徳

2018年11月，吴镕（右二）应省农村经济学会之邀出席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学术沙龙，并察看仪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小康社会”宏大构想：从江苏开始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1983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苏州调研，第二天就约见陪同考察的省地市负责人。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1982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04亿元，国民生产总值47.6亿元，人均接近800美元。此前，苏州方面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从各方面介绍实行联产承包、发展社队企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接着问：“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苏州的同志告诉他，达到这样的水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听到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仿佛已透过苏州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他继续追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是两条：一是重视知识，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往往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苏州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北京后，他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以苏州为例描绘达到小康后的社会状况。之后小平同志已不仅仅把小康目标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志，而且开始用“小康社会”来形容社会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状态。小康目标从模糊变得具体了，同时开始将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的中国长远发展的规划问题。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可以说，江苏为邓小平同志把握全局、思考总结与提升小康社会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