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竞(上半年十余家城商行“换帅”多来自监管部门、地方国资、内部提拔或大行聘任)

在加强稳企纾困、强化小微服务的背景下，天然与本地经济共荣共生的城商行肩负起更重要的职责和使命。过去一段时间，城商行坚守“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定位，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业务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为“稳经济”提供了更多有效的金融供给。

健康的人事结构是城商行专注主业、深耕本地的基础和前提。今年上半年，累计有十余家城商行迎来新任董事长或行长。从现阶段情况来看，监管部门或地方国资出身、内部提拔、从大行聘任是城商行任命管理层的几个主要途径。

管理层任命关乎银行风险管理

随着地方政府对本地城商行责任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昔日的监管人士加入城商行，出任董事长或行长职务。

以北京银行为例。今年3月，该行董事会同意选举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担任董事长。霍学文长期在政府或监管部门工作，曾历任证监会政策研究室国际调研处副处长、处长，国际合作部国际合作处处长；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工委副书记；北京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市金融办主任（兼）等。

经历过前任董事长被查、前任行长遭解聘等风波后，江西银行显然更重视领导班子的政治意识。今年以来陆续任命的董事长曾晖、行长骆小林均具备金融监管工作经验，曾晖曾任江西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厦门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骆小林曾任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对于新设的省级城商行来说，由于地方政府是当地金融业谋篇布局的“牵头人”，因此，任命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士“掌舵”省级城商行也更加合乎情理。例如，山西银行董事、副董事长、行长任凯此前担任的是吕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地方国资往往是城商行的持股主体，与监管人士“掌舵”城商行逻辑相似，这方面人才加入城商行同样是地方落实属地责任的体现。吉林银行新任董事长王立生此前是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并于2020年6月进入吉林银行任党委副书记，同年8月起任行长；广东南粤银行选举的新任董事长刘祖前此前担任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重庆三峡银行新任董事长刘江桥曾任重庆渝富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在研究人士看来，银行高管在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金融院所任职，能够培养银行高管规避风险的职业习惯，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此外，考虑到银行高管还会因行政指派而到不同金融机构担任高管职位，出于个人发展考虑，会更加重视满足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要求。

银保监会此前曾明确，要压实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风险防控的各方责任，其中之一就是推动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中小银行基本是地方经营的，地方国有资本股东也要落实责任。一旦出现风险，地方还要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重视建立银行高管选任机制

在交流中，华北某城商行负责人告诉《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在强调政府支持和党管金融的同时，很多城商行也非常重视团队融合，希望通过“本地化”“本行化”的人才策略，推动自身团队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因此，内部提拔也是上半年城商行任命管理层的主要方式。作为海南唯一的省级法人商业银行，海南银行成立时间不长，于2015年9月1日正式开业。目前履新该行行长的是曾任海南银行筹建工作组成员的原副行长吴竞择。

同样将副行长提拔为行长的还有吉林银行和九江银行。今年6月，吉林省政府决定：建议秦季章为吉林银行行长人选。九江银行也在日前公告称，新任行长肖璟的任职资格已获核准。2014年加入九江银行后，肖璟先担任首席信息官，后于2018年兼任副行长。

沙建平则是由宁夏银行党委书记、行长一职转为董事长。在2018年10月出任行长之前，沙建平曾历任宁夏银行多个部门负责人、行长助理、总稽核、首席风险官、副行长等职位，熟悉全行多业务条线情况。

华润银行原董事长刘晓勇认为，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问题始终未能破题的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动力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而动力问题的核心在于银行公司治理，重点体现在银行高管的选任机制。如果银行所有者特别是银行高管，缺乏关心银行风险管理或长期发展的激励，风险管理就缺乏激励约束的原动力。迫切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改进高管选任机制、增强风险管理动力的现实路径。

除了内部选任之外，有大行工作背景者出任城商行董事长或行长也比较常见。例如，青岛银行新任董事长景在伦是位“老中行”，1991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曾历任云南省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山东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济南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哈尔滨银行委任的新任行长姚春和是工商银行“老将”，此前曾担任工行大连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本文源自中国银行保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