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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父亲叫什么(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的交往随性了许多)

来源:峰值财经 发布时间:2023-04-28 浏览量:

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的交往随性了许多

作家、艺术史家周文翰的新著《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以最新的文史研究成果为据,以“视觉主义传记”的新方法真切呈现苏轼所见的“视觉景观”和所处的“信息环境”,追溯苏东坡成长、成名、又为名所累的人生历程,在众多苏轼传记中独树一帜。

本报特邀周文翰撰文谈谈自己的创作缘起,并为读者呈现苏轼与王安石的最后一面。

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的交往随性了许多

创作谈

探溯不一样的苏轼

苏东坡是今天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人之一,已经有许多现当代作家、文史学者写过许多关于他的书,既已有那么多前人著作,为什么我还要写《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可能,是想追溯“不一样的那个苏轼”,不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不是天生的诗人,也不是轻轻松松的生活美学达人,我想写出他真实的成长、成名、又为名所累的人生行旅。

他这个县城小青年,去京城科考之前几乎没有写过任何有品位的诗。

他聪敏,也笨拙,有时候轻视礼仪,有时候却为丁点讲究不惜得罪皇帝。

他与王安石的代际竞争,既是政治、思想、文学上的,也牵涉私人的恩怨。

他是个奔波在路途上的官员,除了在眉山长大及为母亲、父亲守孝的那25年,他一直在各地当官,被贬谪也是官,从西走到东,从北走到南。

他在杭州通判任上才写出足以动人的诗、词,依靠雕版印刷的传播力量出名,成了活着的名士,也就是今天的人所说的“文化明星”。

他有兄弟、爱人、朋友,有追逐名声而来的仰慕者,也有敌人,有或明或暗的冷眼,他的生活注定很热闹,也注定会孤独,这是属于名士的无奈。

有一个夜晚,他偶然抬头,望着“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的星空出神;在儋州初春,他期盼春风催开桃花,让花朵犹如肉色那样红鲜,因为儋州每隔五天举办的集市上才有肉,有时候碰到刮风下雨还没处去买,他常常极度渴望吃肉……是这样的细节让我入迷,一个线索扯出另一个线索,我拽着一根又一根细线,把自己裹入巨大的线团之中,坠入文字、典故的迷宫。

我努力挣扎,跌跌撞撞冲出古典文化的迷宫,尝试描述一个真切的人: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此谓“视觉景观”;他的耳朵能够听到什么,此谓“信息环境”;他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中应对种种人事,日常的,意外的,公事公办的,善意的,恶意的,老乡、围观者、陌生人……这些之外,他还有许多醉眼蒙眬的时刻,那是恍惚又完满的孤独。

我把自己写的这类书称作“视觉主义传记”,期待读者能在阅读中感知生活在时空中的“活人”,而不是漫画式的“伟人”。

书出来了,于我,似乎是追随苏轼的一次漫步结束了,而读者翻开它,与东坡同步,想必会有各自的新故事。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四月初,苏轼离开待了四年两个月之久的黄州,北上去汝州,他一路缓缓行走。七月初带着家人抵达了金陵,停靠在府城北侧白鹭亭下的秦淮河边,从这里可以看到著名的白鹭洲。此时江南天气湿热,他们一路行船也有些劳累,苏轼的痔疮病犯了,难以排便,只能靠吃泻药来以毒攻毒,过了几日病稍微好些,才出去会见当地官员、朋友。他两次在白鹭亭的柱子上题诗,还去赏心亭、蒋山、秦淮河、天庆观(今朝天宫)等处游览,与前后两任江宁府知府陈睦、王益柔等人有往还。

此时,48岁的苏轼是举国士人皆知的诗文名家,而金陵城中最著名的士人是王安石,他也是品级最高的退休官员。他在熙宁九年(1076)年末托病辞去宰相之职,在家赋闲,不再关心政事,以游览、作诗、谈佛、著作为乐。他还挂着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特进、荆国公的头衔,亲近的士人都尊称其为“王荆公”。他在江宁南门外七里处的半山修了一处小宅子,平时大多住在那里,常骑着一头驴,带着书童在蒋山(钟山)附近游览。最近他又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上书请求把自己在半山的房子和周围的土地捐为佛寺,为皇帝祝寿,皇帝御赐寺额“报宁禅寺”,他自己则搬到城内的宅子居住。

苏轼比王安石小十六岁,是晚辈,他决定主动一点,七月十一日,他把自己近来的诗文《归去来并引送王子立归筠州》等数篇诗文抄写一遍,托人呈给王安石“以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王安石早就听说苏轼的船停在白鹭亭,见苏轼如此主动,便骑着驴前来江边驿馆拜会,苏轼见到名帖,没戴帽子就急忙出来行礼,说:“我今天就以平民服装拜见您。”王安石笑说:“礼法不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立的。”两人一个贬谪无公事,一个退休在家,的确没什么必要按照官场礼节交往。

两人在京城为官时,观念相对、派系不同、年龄有别,王安石还讽刺过苏轼的父亲、为难过苏轼的弟弟,所以那时见面也无话可说,只是按照官场礼节长揖、略略寒暄而已。如今,苏轼与王安石都不再是政坛的活跃角色,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一个日暮残年,一个前途未卜,交往也随性了许多。

外人看来,这是当世两大名士的相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挟宰相之权势主导朝政,又把《三经新义》变成官学和科举的通用教材,成了处朝堂之高的士人代表、新学和新党的领袖,影响万千士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不满新法和朝廷的士人、百姓会把期间大大小小的错误、罪责归结到他头上,非议他的德行、学问。而苏轼长期徘徊地方,饱受打击,却凭借自己风情摇曳的诗词、文章成为众人口耳相传的名士,在文学上被视为欧阳修之后的第一人,在旧党中的地位几乎可与司马光并称,这是当年小看苏轼的王安石没有料到的。苏轼几乎是凭借着自己文学方面的才情在隐隐与新党的威势抗衡,许多人也都同情他的遭遇。

不当宰相以后,王安石绝口不提政事,不愿浪费口舌争辩,兴趣转移到著述、谈禅、写诗方面。他素来自信,觉得自己的经学超出同侪,诗文也可傲视群雄。他如此热心写诗,乃至编选《四家诗选》,未尝没有在诗歌方面与苏轼一较高下的心思。王安石擅长转化前人字句,时有佳作,最擅长五言律诗、五言绝句,苏轼也觉得他的这类诗歌别有风味。可惜,王安石的诗凸显的是才识,即知识和技巧,苏轼流露的却是才情,时如小溪蜿蜒,时如江河奔流,可大可小,摇曳多姿,又能以情动人,所以得到众多才人雅士的喜好,风行各地。

王安石对苏轼的诗文当然而有耳闻,几次点评苏轼写的文字,比如说《表忠观碑》取法司马迁的《三王世家》,针对《芙蓉城》写和诗等。苏轼当然也从友人那里听闻过这类消息。

他们相约见过好几次,还一起应陈睦之邀游览蒋山。闲谈时,王安石说苏轼在密州写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中“冻合玉楼寒起栗,光摇银海眩生花”之句用的是道教典故,道家称人的肩膀为“玉楼”,称人的眼睛为“银海”,东坡一笑。实际上,王安石之前已针对苏轼的这两首诗作过六首次韵诗,苏轼知道后也作了两首诗回复。苏轼虽然敬佩王安石的博学,但对他的次韵诗颇不以为然,觉得他并不理解自己写那两首诗的深意。王安石也向苏轼出示自己的得意之作,东坡看后称赞其中“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是《离骚》的句法,自从屈原、宋玉死后,一千多年没有人这样写作了。王安石欣然认可,说:“不只是子瞻你夸我,我自己也是如此认为,只是从来没有和凡俗之人说过而已。”王安石写诗喜欢从前人著作中摘取字句,一般人难以看出其中的渊源,他也以博学自傲,如今与苏轼相谈才算棋逢对手。

两人闲聊《三国志》时,王安石觉得给这本书做注释的裴松之的博通超过原作者陈寿,但他没有自己单独写史书,仅给《三国志》作注,所以名气反倒在陈寿之下。王安石说自己以前有意重修这部史书,可惜现在老了,没有精力写了,现在除了子瞻,其他人干不了这件事。苏轼回说自己并不擅长“讨论”,把这个话题敷衍过去了。显然,两人彼此都有保留,苏轼并没有告诉王安石他已经撰成《易传》《论语说》,要在解释儒家经典方面与王安石一较高低,而王安石之前主持编纂《三经新义》,还撰著《易义》二十卷、《论语解》十卷等,以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威自居,他劝说苏轼撰写史书,心下或许以为苏轼对儒经并无精深研究,仅仅擅长写诗词、文章,熟悉《史记》的体例和写法,所以可以撰写这类史书。

几次相会之后,王安石对苏轼的了解加深了不少,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他出言劝苏轼在钟山买地,与自己结邻而居,苏轼当然也要应和几句。

八月中旬,苏轼决定离开金陵北上,前去与王安石告别时,王安石让苏轼念诵近来的诗作,自己依次手写下来赠给苏轼保存;然后念诵自己近来的诗作,请苏轼手写下来留给自己。这样,他们彼此有了对方的手迹,当作留念。

八月十四日,苏轼一家离开金陵,在路上,为表示对王安石的尊重,苏轼寄去自己写的《次荊公韵四绝》,其三云: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感叹,十年前王安石退休时,如果自己与他相邻,想必会有许多快乐。这当然是客气话,他并没有真在金陵安家的打算,“一山难容二虎”,他不想在金陵做谁的附庸。而且,他还在贬谪中,也没有任意去哪里的自由。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之后苏轼两次经过江南运河南下北上,离金陵并不远,可是他没有再去拜会王安石,他们彼此都知道,他们并非同一类人,他们可以遥遥互相欣赏,却注定无法成为亲密的友朋。

(原标题:一个日暮残年,一个前途未卜,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是互有保留的欣赏 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的交往)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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