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船精神是红头船商人在长期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出来的，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一种潮人精神。历史上，红头船海洋是红头船精神诞生的文化大摇篮，红头船港口是红头船精神产生的文化大平台，红头船商业贸易是红头船精神形成的文化大舞台，侨批是红头船精神重要的文化载体；红头船精神由清代红头船商人创造，经近现代潮商弘扬而不断发展，日益丰富。

㈠近现代潮商忠公爱国，丰富了爱国主义的红头船精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海外潮商以满腔热情，坐而言，起而行，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海外潮商组织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张永福等华侨集资翻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邹容于1903年写的《革命军》，使《革命军》等革命书籍冲破了清政府的封杀，大大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张永福等海外潮商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在新加坡祭起了反清的一面革命旗帜，对在南洋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倡导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赞誉为“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深受孙中山的赞赏。

张永福、林义顺等高度重视开办书报社。1903年，张永福创办星洲书报社，陈列了各种革命书籍、报刊，供人阅读，目的在于唤起众多华侨的觉醒。在星洲书报社的推动下，海外华侨纷纷组织书报社，陈列报刊图书，组织演讲和讨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海外潮商协助孙中山创建革命团体，联络华侨爱国力量。1901年，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林受之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小桃源俱乐部”。“小桃源俱乐部”及其积极活动，团结了一批倾向民主革命的华侨，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海外潮商积极协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南洋分会。1906年，林义顺、张永福同盟会新加坡分会；1906年8月，林义顺、陈楚楠陪同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吉隆坡创建吉隆坡分会；1910年夏，同盟会南洋总部由新加坡迁到槟榔屿。林义顺与许子麟到仰光，协助当地爱国华侨于1908年4月建立同盟会仰光分会。1908年，张永福、林义顺在中华会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曼谷分会。海外潮商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各埠成立了各同盟分会，使南洋成为海外会员最多的一个地区。中国同盟会之所以能在南洋扎下根并得到发展壮大，南洋之所以能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是与海外潮商积极活动分不开的。

海外潮商踊跃捐资助饷，积极支持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广大海外潮商积极投入革命洪流，除了热情宣传革命道理，协助孙中山先生筹建各革命团体外，还踊跃捐资、多方筹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张永福、林义顺等为核心的海外潮商，还尽心尽力为革命筹款。旅越潮商谢松楠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不仅带头捐献巨款，而且积极向当地华侨募集经费，支持民主革命。

旅泰潮商郑智勇先生一向关心桑梓，支援国家。他对孙中山十分敬佩，极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曾振奋地对孙中山说：“先生尽管去运动革命，钱由我来出！”潮州黄冈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经费大多由他都捐助。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郑智勇一次献金5万银元，并从华暹轮船公司的股份中拨出暹币100万铢，捐给广东都督府。

在辛亥革命期间，有些海外潮商为了革命救国，不惜倾家荡产，毁家纾难，祖籍潮安庵埠的林受之就是一个典型。林受之是新加坡有名气的富商。从1907年至1908年，林受之捐献给黄冈、钦廉、镇南关、河口起义的经费达叻币20000元。武汉光复后，林受之变卖新加坡所有产业回乡，又卖田典地筹款，自备饷械，到广州接受都督胡汉民“华侨北伐义勇军标统”的委任。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林受之对革命的捐资共达数十万，以致家境沉落，“先生毕生勋劳，造福国族，殊足矜式，身后萧条，几抱身名之憾”。林受之无私奉献，为民主革命倾尽家财的精神，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与广大民众的敬重。

海外潮商筹集、捐助的革命经费，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武装斗争。孙中山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

总之，在伟大的辛亥革命历史洪流中，海外潮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坚定的革命行动，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爱国精神，闪烁着耀眼光芒，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海外潮商在祖国和家乡危亡之际，纷纷加入抗日救国救乡斗争的行列，与祖国家乡人民并肩作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潮商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积极声援潮汕人民抗战。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1939年6月21日，日寇侵略的铁蹄蹂躏潮汕大地。祖国危难，潮汕危难。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潮商，对日寇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对祖国家乡的危难心急如焚，高度关注。“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发动海外华侨，积极关心祖国与家乡，声援祖国家乡人民抗战，海外潮商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海外潮商积极创办报刊，宣传抗日。在泰国，蚁光炎先生与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余子亮等人斥资创办了《中国日报》和《中原日报》，潮籍侨领陈守明斥巨资办的泰京《华侨日报》，还有《曼谷日报》、《国民日报》、《真话报》等；在越南，潮籍侨胞吴琳曼与张易生创办了《全民日报》；在马来西亚，潮籍青年蒋洪等参加编排《抗日先锋报》……海外潮商创办的这些报刊，一方面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积极介绍潮汕抗战情况，一方面号召华侨关心祖国，关注家乡，声援潮汕人民抗战，受到东南亚各国人民，特别是华侨的热情欢迎与支持，激发了侨胞的抗战热情，营造了抗战声势，从精神道义上鼓舞了潮汕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敌。

海外潮商组织报告会等，宣传抗日。海外潮商除了创办报刊宣传抗日外，还组织读书会、报告会，以及歌咏、舞狮、潮剧演出等，向各地侨胞进行爱国宣传。新加坡的“岭东读书会”通过组织阅读报，集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声援潮汕抗日。

海外潮商利用侨校作为重要阵地，向青少年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潮人爱国分子许宜陶、方明生、庄世平、苏惠、王惯一等，都先后在泰国的新民、崇实、启明，越南的新中、南侨等学校任职任教，积极宣传祖国与家乡的抗战形势，培养一批爱国侨生。

海外潮商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支持潮汕抗战活动。在由著名潮人侨领蚁光炎担任主席的泰国中华总商会与刚刚成立不久的泰国潮州会馆的发动组织下，泰国华侨坚决响应蚁光炎先生的“反抗侵略，全力救亡”号召，以首都曼谷为中心，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爱国热潮。蚁光炎先生还派代表到东南亚各国，“与那里的华人社团进行联络，互通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以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共同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出力。”

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海外潮商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爱国团体。在泰国，李华、许一新、吴琳曼等，将“工人抗日救国会”、学生的“学抗”与妇女的“妇抗”，商界的“商抗”，以及文化界的“文抗”等抗日爱国团体联合建立起来，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在越南，吴琳曼组织了“南圻华侨救国总会”；在新加坡，方君壮创立了爱国团体“抗战总会”；在马来西亚，彭光涵创建了“抗敌后援会”；在印尼，许宜陶秘密联络，创建西婆罗洲的“反日同盟会”等。

海外潮商不遗余力地为潮汕抗战募集资金物资。1939年8月18日，马来西亚海外潮商成立“马来亚潮侨救乡总会”，推举林连登任主席，决定募集资金物资，支援潮汕抗战。爱国潮侨廖公圃先生，团结泰国各界人士成立“劝募公债暹罗分会”，并出任副会长，募集资金物资，支援潮汕抗战，成绩卓著。“暹罗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每月所征集的救国捐达20万铢。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开始后，蚁光炎先生“领导暹罗侨胞献纳捐款，总计在600万元以上”，潮籍泰国侨胞陈子谷将募捐到6万元，连同个人分得的遗产，总共20多万元，全部捐出。陈慈黉家族也捐款85万元。

海外潮商组建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日救护工作。1938年5月，由泰国潮籍华侨组织的“暹罗华侨救护队”在潮安意溪镇的黄家祠成立。救护队的成立得到了广大爱国潮侨和侨属子弟的热烈响应，他们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踊跃参加抗战工作。1940年，“越南华侨青年童军战地服务团”宣告成立，成员共74人，全部被分派到潮州及粤北各地，投入前线，参与救护工作。香港潮州同乡会也在抗战开始后，组织服务团，回乡开展工作。

海外潮商积极投身潮汕抗战第一线，英勇杀敌。旅泰澄海籍青年许英，1938年回国参加了汕头青抗会，任青抗会游击分队长。1939年6月20日夜，许英到汕头市郊金砂乡协助编练武装队工作。汕头失守后，他率领游击队，转战潮汕各地。在潮安洋头村战斗中，许英带领十多个游击队队员，“阻敌归路，卒将十倍于我之敌寇，予以莫大的打击”。在坚守乌洋山的激烈战斗中，他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弹射中脑部，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旅泰澄海籍潮侨郑松涛，“七·七事变”后，回到潮汕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4月27日凌晨，郑松涛被日本兵包围，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而不幸被捕，最后竟被敌军惨绝人寰的砍首碎尸！他在临行前已面目全非，极度虚弱，但仍鼓足余力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牺牲时，年仅22岁。

总之，在潮汕抗日战争中，海外潮商从精神道义上，在物力、财力、人力、的支援上，竭尽全力，为潮汕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潮商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乡、众志成城、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是一笔珍贵的另外文化遗产，当值得弘扬与继承。

除了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外，在两次东征、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中，潮商都坚定做到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积极出资出力，支援国家，支持革命。

㈡近现代潮商奋力拼搏，丰富了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红头船精神

无论是潮汕海外移民还是商人，他们在海外谋生，碰到的困难之多，遇到的困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是谓“人地生疏，番仔挈刀。”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海外潮人秉承潮汕人“铜钱出苦坑”的艰苦创业精神，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他们每当穷困的时候，独能运用其过人的气力，负担普通人所不能胜任的劳役。种田也好，做工也好，做生意也好，只要是可以维生，便都能甘之如饴。而且，各有大志，即困顿至于不可名状，亦不肯自暴自弃，故鲜有毕生穷促而未尝有一日发迹者。他们赋性至悍，不肯居于人下。工人初下厂，或学徒初抵店面，便蓄意节省银钱，冀能独立经营……初年为学徒，次年为小贩，三数年后，独立经营小铺，七八年后，便峨然巍然，腰缠数万金而为小当店或小公司的老板矣。此固由于他们善于经营，要亦非坚苦耐劳，不能臻此。”

1906年从潮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的连瀛洲，从当杂工做起，后来稍有积蓄，伙同友人经营杂货，代理船务，进而投资银行、酒店、地产、旅游，大小企业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由他发起创办的新加坡华联银行，是当地四大银行之一，位居世界500大银行。

△连瀛洲

陈弼臣于1927年由潮阳返回泰国谋生。起初他在“益成木行”打杂，每月换取“区区8铢的薪水”。但他埋头苦干，既做杂役，又兼厨手，很快熟悉了木行生意，深得东家的赏识，从杂役提升为文员、会计，乃至经理。1932年，由于他治事有方，被委以为森兴隆有限公司全权经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生意兴隆，发展迅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他以工余时间向贻素辇佛寺僧人学习泰文。

△陈弼臣

近现代潮商在海外发展，只能在同籍潮商中互相接济，得助艰难，而使钱之处多多，不仅治业要钱，构织商业网络要钱，应付敲诈非难要钱，养家要钱，还要往潮汕老家寄钱，这对那些白手起家的“窭空之子”来说，勤俭关是非过不可的。勤，肯学、肯干，使人变得聪明能干；俭，才能有所积蓄。又勤又俭，有了本事，又有资本，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海外潮商经商，多数从小做起，点滴积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

蚁光炎干活不分昼夜，每月的工钱只有2元，他省吃俭用，每月还把1元钱积蓄起来，设法托人带给家中孤苦零仃的嫂子，另1元作为自己的零花钱。由于活多，繁重，晚上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当时一文钱可以喝碗粥并加一根油条。为了省点钱，他问小贩是否可以每交一文钱只喝一碗粥，不吃油条，留在下次再喝一碗粥，小贩同意了。诚如俗话所说的，“有分钱掰成两半使”。郑子彬做小店员时，每月工钱只有2—3铢，硬是从牙缝里扣出钱来积蓄，常年累月，积少成多，最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蚁光炎

㈢近现代潮商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弘扬并丰富诚实守信的红头船精神

大慈善家谢慧如当年独自在泰国创业，开办了辗米厂。当时做这种生意的商人通常是在收购稻谷前去银行贷款，而银行需贷款人出示大米购买的买卖合同才可以贷款。谢慧如创业伊始，坚持诚信待人。当他第一次从银行贷款收购稻谷时，不到两个月，米价上涨，有别的买家要求以高于合同价的价格向他购买大米，被谢慧如拒绝了，坚持以当初签订合同的价格如数卖给签订合同的买家，宁可让利三分也要讲究诚信。这样一来，谢慧如赚到了比钱更可贵的信誉。于是，谢慧如用短短的几年就打开名头，银行也因为谢慧如的信用，不要求他出示任何买卖合约便贷款给他，许多大米商家也纷纷找他做生意。

△谢慧如

李嘉诚早期经营塑胶业，他想扩大再生产，但苦于缺乏资金。有位外商看重了李嘉诚的塑胶产品质量优良及其经营企业的真本领，要求大量订货，条件是须有殷实的厂商担保。但找谁担保呢？在香港这个“你争我斗”的社会里，“求人如吞三尺剑”。他只好率直地告诉外商，“尊敬的先生，我很遗憾，不能找到殷实的厂商担保。”这位外商被他诚恳态度所感动，断然地回答：“啊，亲爱的李先生，我相信你的真诚，请不必介意。你的签名就是最好的担保。”李嘉诚听后十分高兴，但还是半信半疑地说：“谢谢先生的信任，可是我的资金拮据，目前还无法成批大量生产满足先生的要求。”他这种忠实的商业道德使这位颇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深感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不要紧，不要紧”，毅然与他签订合同，并提前交付贷款，从而解决了扩大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资金问题。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丰富素养的李嘉诚，求诚立信，把信誉作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做生意，毕竟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信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人如其名，诚实守信成为李嘉诚“最大的特点”，“他的发迹和成功靠诚”，“他的最大资产是诚”。

△李嘉诚

谢慧如、李嘉诚等等近现代潮商，始终把诚信作为最高准则，牢牢记住“人无信不立”这句古训，坚持“信诺第一，真诚至上”的经营理念，在诚信中创业，靠诚信发迹，因诚信而受到世人的尊敬。红头船商人诚实守信精神，为李嘉诚等近现代潮商所发扬光大。

㈣近现代潮商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热心公益事业，丰富乐施好善的红头船精神

1918年2月13日，潮汕地区发生地震，潮州韩江北堤堤身松动，有崩塌的危险。泰国潮籍侨领郑智勇得知后，慷慨捐资给家乡加固堤防。工程完成后，乡绅民众在此堤建起一座“郑公智勇纪念碑”，表彰他的善举。

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林义顺先生，除了不遗余力支持辛亥革命外，对新加坡的公益和教育事业也无不热心赞助。林义顺先生十分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他多次发动募捐，赈济受灾的同胞。1918年的天津水灾、1927年的华北七省大旱、1931年百年罕见的长江大水……他都曾募款给予救济。1922年，他得知家乡潮汕“八·二”大风灾的惨讯，乃带头解囊相助，亲任新加坡筹赈潮汕风灾会总理，推动筹款施赈，力图使家乡人民稍纾艰困。

△林义顺

著名爱国侨领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后。1922年潮汕的“八·二”风灾和1931年的黄河大水灾发生後，他捐出巨款赈灾。1938年，他与陈景川、廖公圃等发起成立泰国潮州会馆，购运暹米至潮汕平耀，解救粮荒。1938年，蚁光炎先生带头捐献汽车，并动员华侨司机到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多次汇款与八路军、新四军；又以中华总商会名义发函介绍爱国侨生到陕北公学学习，资助路费。

谢慧如先生从小受到父母的传统教育。事业发达后的谢慧如先生不遗余力地做慈善事业。在泰国，谢慧如先生乐施好善，曾赞助曼谷华侨医院、天华医院和报德善堂等慈善事业，有“好心过谢慧如”美誉。在家乡，他捐款100万港元给家乡重建育智学校，给官塘中学捐助一百135万港元，赞助建潮州市体育馆200万元，谢慧如图书馆300万元，赞助潮剧团购置戏服建“艺乐宫”和艺人基金会200多万元，奖励模范市民基金会300万元，《潮州日报》社500万元，汕头“谢慧如潮剧艺术中心”1000万港元，潮汕星河奖基金100万港元。谢慧如先生还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捐赠1000万铢，给中国抗震救灾委员会捐款300万港元，还赞助人民币300万元给北京市建文化艺术中心……。

“事业的成功在于努力，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爱国实业家、潮商领袖陈伟南先生人生的格言，也是他人生价值观的体现。陈伟南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从1984年开始，陈伟南先生慷慨捐资，在家乡沙溪兴建学校、医院、水厂、公厕、乡政府办公楼，修建乡道；帮助母校韩山师范学院兴建教学大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楼、综合办公楼、培训楼、校门，拓宽校道；倡议设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捐资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专项资金……陈伟南先生不仅在故乡“惠及他人”，而且“扩张”到国内其它地方，其中有广州市老年人基金会、体育基金会，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上海潮人海外联谊会，四川潮人海外联谊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水警培训基地等等。30多年来，陈伟南捐资总额已超1亿元，惠及80多个单位或团体。

△陈伟南

陈伟南先生高瞻远瞩，积极倡导、推动潮汕四市携手合作，抱团发展。粤东侨博会就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产生的。陈伟南先生品德高尚，他的名字妇孺皆知，享誉海内外。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说：“他是一位真正坐言起行的人。其善举懿行，不胜枚举，高德所至，有口皆碑。”综观陈伟南先生一生，我们可以用“爱国爱乡，感恩奉献”来概括他的精神，定名为“伟南精神”。

有“华商教父”之称李嘉诚先生，一直以来热衷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地捐资捐款，支持教育医疗慈善事业。1981年，李嘉诚先生创立汕头大学，至今投资已超70亿港元……。李嘉诚先生除了毫无保留地捐资创办汕头大学，还创办汕头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国际眼科医院、颐养院等。虽然李嘉诚先生对这些医院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潮汕人民却十分自然地称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李嘉诚医院”，以表达对他的崇敬。

2015年，李嘉诚先生斥巨资1．5亿美元，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落户汕头，将为我国特别是粤东地区培养高尖端人才，功德无量，大爱无疆！慈善万岁！

㈤近现代潮商团结互助，抱团发展，弘扬同舟共济的红头船精神

海外潮商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外潮商继承、弘扬团结协作的红头船精神，团结互助，抱团发展，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潮州帮特别团结，有凝聚力”。1891年，潮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辛盛在向其国内政府提交的《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称：“全帝国公认，汕头人的非凡结合本领和维护其一旦获得的地位所表现的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们望尘莫及”。

“有潮水的地方，便有潮声”，“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潮州会馆”。近现代潮商都普遍确立“非团结无以求生存，非互助无以谋发展”的观念，他们所到之处都重视以地缘、亲缘为纽带。为了团结互助，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包括宗亲会、同乡会、行业会、以及各种庙宇和慈善团体，团结互助，互相支持，扶困解难。新加坡的大米，多半进口于泰国，泰米几乎为在泰国的潮商所垄断。他们乐于与新加坡的潮商接洽、商谈，并给予优惠，使新加坡的潮籍米入口商在经营上处于有利地位。各地的潮人宗亲会、潮州会馆，为维护群体内部纠纷，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乡谊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情感，它具有一维性，即不可逆转性。不管是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旅居海内外的潮商在乡谊的延绵过程中，都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纵览海内外侨领，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显露出强烈的故乡感情，这其中就是侨领们的高尚情操在发挥作用。在商场上，他们虽然竞争、求利摆在首位，但在对待家乡的建设问题上，他们往往义无反顾地给予无偿的支持，表现了情操的超功利性。深厚的血缘和地缘背景，使海内外潮商永远洋溢着浓浓的乡情，他们热心公益事业，乐施好善，正是这一文化心理驱动之使然。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上的红头船商人，从以陈焕荣、陈慈黉、黄继英、佘有进等为代表的原生代红头船商人，到以郑智勇、林受之、林义顺、郑子彬、蚁光炎、陈弼臣等为代表的中生代红头船商人，再到以谢易初、谢慧如、郑午楼、陈伟南、李嘉诚地为代表的新生代红头船商人，可谓成千上万。他们创造红头船精神；他们继承弘扬红头船精神；他们又创新丰富红头船精神。当中，李嘉诚先生、陈伟南先生聚红头船商人之精，会红头船商人神，是红头船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忠实继承者，是红头船精神最为坚定的践行者，是红头船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者，是弘扬红头船精神的两面鲜明旗帜、两大标志性人物。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