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坤鹏论：货币的本质是信心 建国初期咱们的金融战力连老外都跪了)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

——拿破仑

我们都知道人类最早的商品交易是物物交换，你有一堆果子，我有一块皮毛，双方认同价值相等就产生了交换，起初参加交易的范围窄小、品种稀少，这种交换足以应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但越着人类不断发展，足迹不断延伸，特别是分工的出现，交易的范围开始扩大、品种也极大增加，这种交换就显得非常困难了，即使能够成立，也相当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

交换效率的低下严重阻碍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于是一般等价物就出现了，它相当于物与物的中间物，大家首先选出各方都认可的一件东西，并为其确定一个价值，其他商品都以这个东西为参照，比如：在古希腊的历史记载中，牛、羊、谷物等都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

希腊古代诗人荷马的诗篇中，曾提到这样的交换关系：1个女奴隶换4头公牛，一个铜制的三角架换12头公牛。

公元前500多年雅典的梭伦法典中，以占有大麦的多少划分居民富裕的等级。

而中国古代，羊、布、海贝、铜器、玉璧等都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

所以，一般等价物并不在于其自身价值到底是多少，而在于大家公认它的价值并严格遵守，可以这么说，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就像一道曙光，开启了人类商业的新纪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只要操纵了一般等价物，就可以掌握全世界。

后来，全世界的人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原始货币出现，坤鹏论曾在《黄金这么好的天然货币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它》中专门讨论过，但为什么偏偏是黄金，虽然有诸多解释，但没有一个真正让人心服口服，姑且把它归为不解之谜吧。

但是，我们基本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一般等价物可以和人们的信心直接划等号，不管是以前的牛羊谷物，还是后来的黄金白银，都是人们先对其有了信心，然后才会被公认成一般等价物。

这个道理一直延续，颠扑不灭，即使是后来轻飘飘一张纸可以成为货币，也是因为它凝聚着老百姓的信心。

所以，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人的信心。

有人说，黄金能保值，是真钱，其实这也是基于更多人对它的信心，如果全世界人都对它失去了信心，黄金也就没了价值，既无法保值，也不能当钱花。

那对于货币的信心从何而来？

建筑老百姓的信心说难也不难，只要让人们相信它能稳定地换来东西就行，而且不能忽高忽低，今天换三颗枣，明天只能换一颗，老百姓就会认为钱毛了，信心就会动摇，特别是信用货币时代，每个国家都在用超发货币掠夺老百姓的财富，有的国家润物细无声，有的国家则搞得惊天动地，后者基本也就走上了不归路，失了人民的信心。

没有老百姓信心支撑的货币就是一张废纸，擦屁股都嫌硬！

不知各位老铁有没有想过，新中国建立之初，咱们的货币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时，绝对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不是烂，而是极烂！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困难不知多少倍。

据史料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核算，当时国民党从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400万两左右，而到1948年底，国库的黄金总数也才400多万两，也就是国军党将国库的黄金储备几近搬空，而美元搬走了至少7000万（有蒋介石“总账房”之称的吴嵩庆之子吴兴镛，根据父亲的遗留资料写成了《黄金秘档》，此数据为该书披露，而且吴兴镛表示，这还仅是他父亲经手的），带走的还有白银120吨，3000万块银元、一亿两纯银，如果把银子折算成美元，总数为7000万美元。

那么新政府到底有多少黄金呢？

坤鹏论查了不少资料，有说“新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还有说这个数字只是1949年接管国民党国库时收到的，如果加上解放区原有的家底，大约应该有数万到十几万两黄金储备。

不管怎么说，和诺大的国家和众多人口相比，这点黄金少得可怜。

这要是在金本位时代，那简直太难过了，因为不管是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都是要和自己储备的黄金挂钩。

那段时间，世界的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

这个体系的核心还是黄金，只不过中间设置了美元作为黄金等价物。

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美元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也就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美元又被称为“美金”。

可是，新中国的美元也没多少，具体数据坤鹏论并未找到，只是在一些资料中查到，1950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金为1.57亿美元。

当时，国库中所仅剩的黄金和美元根本不可能以黄金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储备。

咋办？

其实，什么事只要抓住本质，解决起来就会轻松许多。

既然黄金白银等原始货币的本质就是让人们相信它能换来东西，那没有黄金也木太大关系，只要让老百姓坚信自己印的票据——人民币确实能换来东西，不就解决了吗？

这样，有东西可换就成了关键，中国政府那时有军队，能组织生产，所以生产东西也不成问题。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不是黄金，汇率的本质应该是等价交换，汇率稳定的关键在于贸易商品的生产交换而非汇率本身，应该以物价之比作为汇率的决定基础。

这个货币指导思想一直延续到了1983年。

新中国政府选择了发行人民币。

客观讲，那时候的人民币还不能被称为货币，只是相当于国家发行的购物券，所以人民币在当时也叫人民券。

人民币正式发行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日，采用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形式，没有规定含金量，不与任何外币挂钩。

人民币发行前中国的货币流通相当混乱，法币、金圆券、银元券、银、银元、金、美元、港币等各种货币都在流通，通货膨胀相当严重。

我们可以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可以看出端倪，因为那时候与美元的汇率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方式确定，也就是用同样的东西两种货币的实际价格来确定汇率，这种方式相对客观。

1949年1月18日，1美元＝600元旧人民币，到了1950年3月13日，1美元＝42000元旧人民币。

人民币通过兑换法币、金圆券等纸币进入流通环节，不可避免地被通货膨胀拖累，而且当时是建国初期，国家也需要通过发放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又加重了通货膨胀，在流通人民币的最小面额是50元，最大5万元。

而且，建国初期，仗还没打完，旧中国的900万军、政、公、教人员，全由新政府包了下来，包袱相当沉重，又赶上当时连续出现春旱等天灾，重点灾区的700万灾民、城市中的400万失业人员，全都嗷嗷待哺，急需救济。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两个月内，人民币的发行量翻了两番，短短时间内，连续出现四次物价大涨。

遏制通货膨胀，稳定人民的生活成为新政府的头等大事，一旦失败，全盘皆输。

怎么遏制？一个是货币，一个是物资，还有痛打投机。

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后期，先是法币崩溃，然后是取而代之的金圆券和银圆券高速贬值，直至形同废纸，人们对纸币越来越不信任，而钟情于硬通货了。

所以，1948年12月1日，人民政府先是发行了作为人民币的全国一通货银元，很快，银元成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两天后，第一批纸币人民币在中央印刷厂北平厂印刷出来。

1949年2月，北平开始以新币对换旧币，用人民币对换金圆券，纸币人民币正式开始流通。

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10多天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禁止以金银计价、流通使用和私相买卖。

当时，上海的投机商人很嚣张，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并大肆进行金银投机。

在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枚银元意图打压银元价格未果后，中共中央发出明确提令，要求采取政治手段，坚决地打击银元投机活动，这被后人总结为“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并直接逮捕了238名银元投机分子。

同时，政府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接着，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

全国的银元投机迅速被打压遏制。

银元投机做不成，投机商通过囤积人民必需的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国民党特务也乘机煽动：“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投机商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物价大涨风，其间，以1949年10月至11月为最严重，当时，物价一涨再涨，竟持续达40天之久。

当时人民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最大程度收缩银根，最大程度全国调配物资，紧盯“两白一黑”，“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仅半个月时间，国家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

手握巨额物资后，政府开始向投机商动手。

1949年11月20日，一场全面围剿投机商的大战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陆续出售棉纱，并采取逐步提高价格的策略，这让投机商们摸不着头脑，甚至认为政府也要以此牟利，他们凭着本能疯狂吃货，在自己的钞票耗光后，甚至不惜借每天50%，甚至100%利息的高利贷。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此前政府早就通过严密计算得出，在此价格水平上，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于是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各大城市和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地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

面对政府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接着，政府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

在如此犀利的围追堵截下，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但是，一旦投机，往往会被蒙蔽双眼，即使面对绝境也会不顾一切地选择孤注一掷，投机商并未死心，他们决定在米粮上再生死一搏。

因为上海有春节后粮食涨价的规律，所以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大量囤积粮食，然后坐等春节后粮价飞涨。

但是，政府为了防备米粮之战，早在上海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

春节过后，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

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

自然，投资商又输得很惨，很惨。

两战皆败，血本无归。

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当然，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做到几大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财经工作一统一，人民的情绪安稳下来，不再为一日三变的物价操心，对新中国信心增强，全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1955年，中国发行了第二版人民币，按1:10000比例收兑旧币，并建立辅币制度（1元以下的小面额），初步形成了现今的人民币“主币+辅币”的格局。

这个时期，发行人民币开始要求有物资保证，用“二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进行储备才能发行人民币。

中国政府通过统收统支、计划生产和发放产品，很快就压制住了通货膨胀。

后人将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米粮之战称为新中国的经济三大战役。

有人这样评价道，新中国当年的金融战能力之霸气让世界经济学家们跪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5年以后，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后来的1958年大跃进却又险些将来之不易、几近雏形的新中国货币制度摧毁。

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一直有一个幻想，就是“货币必然消亡”，中央领导机构可以按照社会需求统一调配生产力和劳动力，有计划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统一生产，按需分配。按照这个逻辑，就不需要货币了。大跃进时，个人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归国有，大家都去公社工作、吃饭，买东西要各种票，某种程度上说，粮票等各种票的流通程度比人民币还要大。

坤鹏论小时候经常见到粮票，一直到上中学还在用，那时候甚至可以用粮票当钱花，能在自由市场和小贩换个弹球洋画，甚至是电子游戏掌机。

三年大饥荒后，62年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我国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取消了3元纸币。这个时期发行货币同样要有物资保证，货币与物资的比例大概1:8，所谓“八元零售商品一元货币发行”。

物资保证发行货币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限制货币超发，保证通货膨胀稳定，平稳币值，当然，在价格弹性比较好的经济环境中，却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制度转变，中国的货币制度也要进行相应调整，适应货币在商品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角色。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货币逐渐发挥作用，可以买到的商品更多了，也出现了“万元户”，货币作为支付和保值的作用逐步显现。

可以这么说，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票据经济年代，是创造原始资金的年代，所以80年代前人民币并不算真正意义的货币，同时中国也没有现代意义的银行。

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才算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直到199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80年代前，中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那时候既没什么存款，贷款业务也不多，它的核心功能基本只有一个，就是根据物资生产能力印钱，钱印出来后全给政府使用，相当于“央行购买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根据数据显示，80年代初我们创造的初始钱大约为1万亿元（M2），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少得可怜，但这部分钱真的很宝贵，它能换来东西，人民对它有信心，中国正式进入到了现代银行体系。

92年以后，改革开放大踏步发展，随着粮票的取消，人民币才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总结下来，人民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83年）

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受财政部控制，货币发行方式为：按物资储备决定货币发行量，如果财政部赤字消不掉了，就找人民银行借，人民银行账上的现金不够数，就印一批出来。

这种方式造成在一定时期内货币会发行过多，由国务院通过抬高部分消费品价格的方式从市场上回收。

第二阶段（1983年~1993年）

这一时期人民银行依然受财政部影响，财政部向人民银行借款的情况依旧存在，而人民银行由于同时和四大行还有血缘关系，四大行各种坏账似乎也有部分通过人民银行印人民币来填补。

这一阶段货币的发行比较混乱，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各怀目的，人民币的发行不再按物资储备核算，基本没有抵押物。

后果是一段时间内（特别1988年~1992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江湖传言要发500元面值的人民币。

第三阶段（1993年~1995年）

正式开启当代银行体系，1993年国务院启动金融体制改革，1995年银行法通过，人民银行脱离财政部控制，也切断了和商业银行的直接关系，改革人民币发行（M0）采用抵押物方式，在市场上实行“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模式，以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控制流通货币数量（M2）。

中国这种依靠政府，凭空建立起来的银行体系，许多发展中穷国都是这样的，这种银行体系天生就只能靠自己，政府银行是一体的，国家经济之根本的初始钱只能靠政府创造。

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其实是纸币本位制，也称“自由本位制”。

这是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其特点是国家不规定纸币的含金量，也不允许纸币与金（银）兑换，纸币作为主币流通，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同时，国家也发行少量金属铸币作为辅币流通，但辅币价值与用以铸造它的金属商品价值无关。由于发行纸币是国家的特权，在中央银行国有化之后，国家便委托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方式是通过信贷程序进行的，所以纸币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货币。

纸币本位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自由的纸币本位制和管制的纸币本位制，前者指纸币本位制的国际流通与汇率不受本国政府的干预，后者则无这两方面的自由。

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纸币本位制，但还是有些不同，像中国这样没有传承，政府银行一体，全靠信心凭空造币，是一种。

另外一种则是欧洲、美国那些从金本位制发展过来的国家，它们天然对黄金敬畏，当初美元要捆绑黄金才获得世界货币的权利变成“美金”，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不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也没有关系，这些银行有不相信政府信黄金的倾向，各国主要的黄金储备在它们那。

当坤鹏论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不得不再次感叹，这个世界上办法总比困难多，从来就没有迈过去的坎，关键就看有没有信心。

货币的基础永远是信心，有了信心，再难也可以挺过去，没有信心，货币甚至可以崩溃，最初信心的来源，可以是黄金白银或者其它可信货币，也可以完全凭空创造，黄金不过是信心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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