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元(德能兼顾、选用结合、管爱统一，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 宣讲家网评论)

摘要：我们党要在人民群众中有威信，首先要取信于民，同样的道理，我们党要在党内部有威信、威严，也要取信于党员，宽以选人，公以用人，选人用人风气才能正，才能真正让人才这颗金子发光，才能让肯干事、会干事、能成事的党员干部有位置、有平台、有动力。

安邦治国，天下太平。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2019年1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2期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文章以宏观的历史视野，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指明了今后我们党进行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向。“领导干部”是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会多次提及的群体，有严厉的批评，有善意的提醒，期之殷殷，言之切切。

一、德能兼顾，以德为先，这是古往今来的“干部标准”，更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才观

“德、能、勤、绩、廉”是我国现行的评价、考核、任用干部的五个主要方面，德和能排在前两位，可见两项指标的重要性。

1.德能标准与传统观念同脉。孔子认为，“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这一思维观念延续数千年，成为中国文化中评价一个人品质的重要方面，一个人无德无能，或是品德不高、水平不够是不足以成为优秀人才的。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这一传统认知，在个人层面中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其中“爱国、诚信、友善”说的就是“德”，而“敬业”可以延伸为“能”。再看古代官员的选拔标准，“贤”和“能”是古代官员选拔的主流标准。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就格外注重“贤”与“能”，汉王朝强调选拔属下官员标准以儒家道德为主；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则推崇“唯才是举”；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以“德才、学识、家世”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开启的“科举制”，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破除推荐、门第等人为因素。这从科举制一直延续至今，现今全国的高考、公务员的考试被人们称为“国考”，这是公平、公正、公开地选录优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官僚需要还是民间评判，“德”和“能”都是衡量人的重要准则。

2.德能标准被历史实践检验。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需要，结合实际提出过诸多选拔干部的标准。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延安整风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一命题，指出党组织选拔领导骨干要遵循“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四则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专”的标准，“红”是对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要求，“专”是对干部业务上的要求，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二者缺一不可。时任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选用干部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仔细梳理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党的选人用人标准始终是围绕“德”和“能”这两个核心展开的，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领导方法，才使得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

3.德能标准是现实发展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的执政党，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是支撑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障，这是其一。其二，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艰巨繁重必将长期并存，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极大地考验着每一个党员干部，可以说，“德”和“能”不够，就不可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坚定政治定力，就不可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就不可能对工作极端负责，就不可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加不可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百行以德为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德问题是做人为官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之江新语》中就指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告诫我们不要担心职位不够高，而应该想想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完善。德既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为官者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要把修身立德作为做人为官的第一准则。从反面来看，纵使能力超群，功勋卓越，无德之人必定是昙花一现。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说明有才无德者对国家社稷危害极大，诸如和珅之流的“高官”，他们凭借手中的才能或是权力，作威作福，残害忠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劳民伤财。纵观近年来落马的周永康、令计划、刘志军、冀文林、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德”字上出了问题，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忘了初心和使命，以至于贪赃枉法、无法无天，但最终结局是身败名裂。从正面来看，哪怕身居低位，默默无闻，有德之人终究是千古流芳。伟大文豪苏轼，贬居黄州、惠州、儋州，在他政治生命最困顿的时期，却能与底层群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面对蝗灾，苏轼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舍，组织民众灭蝗抗旱，生产自救；到海南，劝海岛黎民开垦荒地、多植稻谷，发展稻米生产，推广先进耕作方法，这些行为根源于苏轼的“官德”，成就了苏轼在诗词和“为官为民”上的巅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评选出100位改革先锋人物，其中，社区党建和治理创新的探索者茅永红，深度贫困地区带领村民脱贫攻坚的优秀代表余留芬，乡镇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吴金印引人注目，他们没有其他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宗旨和初心，这就是最大的“德”。

二、选用结合，以优为要，这是为党的事业提供重要支撑，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关键

选人用人是一门大学问，必须要有科学的眼观、理性的姿态和完善的制度保障。

1.宽以选人。“人才来自群众”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人才观，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人才来自于群众，并在广大群众之中不断成长起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五湖四海”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重大，不仅仅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这要求我们必须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广开才路，广纳天下志同道合的党政人才。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真正选拔优秀人才。伟大的事业需要各类优秀人才，革命年代，我们倾向于卓越的军事人才；建设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迫切需求，我们需要更多门类的优秀人才，需要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农业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只有党政人才具备了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管理、服务好专业的行业和领域，也只有拓宽视野和渠道，尽可能将优秀人才纳入选拔的视野之中，变“伯乐相马”为“赛场赛马”，才能选拔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2.公以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进一步阐释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风气等用人之道。这既是对组织部门提出的具体用人要求，也是对党员干部的成才指引。一方面，要树立公正用人“风向标”，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出于绝对的公心，本着对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同时要秉持对党员干部工作公正评价的姿态将那些理想信念坚定、工作能力强、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选拔出来，委以重任。另一方面，要将“依事择人”作为用人的“风向标”，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战前，赵王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担任赵军主帅，由他指挥40多万赵军与白起率领的秦军作战，最终赵军惨败，数十万将士成为俘虏遭秦军坑杀，赵国元气大伤，再无实力与秦王争锋。翻开历史，历朝历代都存在因人设岗而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直接导致行政运转效率低下。血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用错人，轻则事业受损，重则功败垂成。我们党的许多文件中都明确提及“对不合适岗位的干部及时进行调整”也体现出“依事择人”的观点。“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绝不能将重要岗位作为部分人私相授受的“商品”，必须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择合适岗位的干部，坚持事业至上，人岗匹配。

我们党要在人民群众中有威信，首先要取信于民，同样的道理，我们党要在党内部有威信、威严，也要取信于党员，宽以选人，公以用人，选人用人风气才能正，才能真正让人才这颗金子发光，才能让肯干事、会干事、能成事的党员干部有位置、有平台、有动力。

三、管爱统一，爱字当先，这是充分尊重干部，激发干部干事激情的必要举措

党员干部首先是“人”，作为“人”的党员干部受到自身素质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具有趋利避害的一般特性，这决定了必须要严格约束党员干部的“反面性”，激励党员干部的“正面性”，这样才能确保党员干部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为官、踏踏实实干事。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在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的同时，重视对干部的厚爱和激励。

1.管就要往深处管。“深”主要体现在用制度手段严管，排除人为干预。唐朝建立前的400多年间，中国社会完全处在分裂状态，但是唐太宗却能在短时间内将官场生态治理的河清海晏，主要得益于唐朝对于官员的法制化管理，以“律令格式”明确各级官员的权责，更值得借鉴的是唐朝的法律有百分之六十是针对官员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高瞻远瞩的领导核心站在全新的战略高度，以根本上巩固执政基础的出发点，深刻理解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和反腐败制度建设。据此，新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等重要文件，这样高质量、高层次的党纪纲领性文件的推出，宣示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体现了领导集体深谋远虑的高超政治智慧。未来，纪检监察工作要更加深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建设，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管就要往严处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从最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党内腐败现象让人深忧、腐败案件发人深省、腐败教训令人深思，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维埃政权，最终亡党亡国，腐败就是罪魁祸首，这个新中国曾经的榜样也给了我们很多深刻的教训，大量的腐败案件说明我们管党治党不够严。要从党员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全面从严，确保党员干部把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立足于干事创业，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强化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建设。

3.管就要往细处管。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对官员的管理控制，对“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说什么话、跟谁喝酒等细节都了如指掌，这样的监控使得官员心存敬畏，不敢造次。古代很多朝代对官员私生活严格管理，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要被革职。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监督过于粗犷，导致很多干部有意无意行走在红线边缘。要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精神，做实做细监督职责，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党风问题，持续督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盯住，坚持不懈，化风成俗。

习近平总书记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有一段话饱含深情，体现了领袖对干部的无限关爱，“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优秀基层干部因各种原因在基层一线工作中不幸过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这些优秀基层干部的家属，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要把他们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照顾好。这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专人落实。”

干部需要什么？最缺什么？组织是清楚的。一个干部背后也是一个家庭，也会遇到和一般群众一样的生老病死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重重困难，也会产生心理压力，只有组织充分考虑到干部的实际需求，解决好干部的后顾之忧，干部才能心无旁骛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是公平地提供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要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为那些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的干部提供更高的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和才能。二是有尊严地保障待遇。要着力健全干部待遇激励保障制度体系，大力完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政治上的期盼。在物质上、精神上给基层干部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在艰难险阻第一线的干部更多的激励。三是有原则地宽容失败。面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只有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才能让改革永不停顿、创新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少数干部因为从严治党的深入，加之有些制度不完善，出现少数大胆创新的干部触碰红线被问责的现象，产生了消极懈怠、不敢改革的问题。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严格按照“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坚持事业为上、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四个原则”，综合考虑动机态度、客观条件、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多种要件，理性客观分析干部的错误。

我们要辩证把握严管和厚爱、激励和约束的正确关系。说到底，严管就是厚爱，严管不等于管死，而是管中有爱，激励党员干部在遵纪守法中干事创业。

作者：曾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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